此外，对于先前清政府多次的反复失信，额尔金更觉得毁坏圆明园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解释说：

    “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件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现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43]

    故10月16日，额尔金致函葛罗：“关于派遣中国官员，护送不幸死亡者遗体至津，及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立惩罪之碑于天津一节，余愿遵公意，取消此议。惟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44]劝议无效后，法人“恐启英法二国之隙”，于己不利，除不肯加入焚毁圆明园外，已无异议[45]。

    中国方面，尽管奕訢与葛罗在此间有信函往来，葛罗在信函中也提及侨民在圆明园被戕害拘留之事，要求赔偿抚恤金和严惩残害被拘外侨之人，但由于葛罗在焚毁圆明园一事上，已对额尔金明确表示：“此说予殊厌闻，予不愿与恭王言之”[46]，故往来信函多把眼光放在赔偿抚恤费和换约和议之上，并没有提及英军即将焚园报复之事，致使奕訢等人未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更惶论利用英法之矛盾为自己争得有利条件[47]。直至17日正式接到额尔金的照会，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然此时的额尔金已是态度坚决，不容疑义，照会中指出：“对于‘圆明园’势必毁为平地,此条故无须奕訢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待执行者也。”[48]更公然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49]

    因此，待前往阻止的恒祺隔日到达，奕訢与之谆嘱商办间，英军已调第一军团的一部共3500名士兵，在圆明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这座举世无双的宏伟秀丽的皇家园林，除少数建筑外，都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他们又将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全部焚毁，徒留“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50]。

结语

    可以说，清政府扣押作为英国谈判代表的巴夏礼,是近代中外战争史和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例。尽管在中国有“擒贼先擒王”的先例，然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清政府是在将巴夏礼等人作为谈判代表接待、而不是与之对垒的状况下将其扣押，不能不说是处置失当。在当时明显的敌强我弱局势下，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也没有任何益处，只不过是给侵略者又提供了一个施展暴行的借口而已。

    不管是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杀人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在圆明园初遭劫难到再遭火劫的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内，额尔金毁园的意图已是日益明显。而此时的奕訢等谈判人员，眼光都还停留在尽早订立和约、赶紧了事的层面上，并没有就此做出太大的努力。奕訢畏敌身处城外，与英法的交涉是仅照会往来，实际走上外交前台的是恒祺。然而以恒祺武备院卿的微职，不可能便宜行事，充其量也只是个跑腿的，事事须到奕訢处禀报，按奕訢意旨办事。而奕訢的行事又受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的遥制，由于咸丰皇帝对巴夏礼去留问题的态度游移不定和对亲递国书一节的坚持拒绝，使得奕訢的书面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外交讲的是审时度势的眼光与机敏，比的是时间和速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咸丰皇帝远避热河，其与京师的路途之遥使得往来的奏折圣谕不能快速到达；奕訢畏敌不敢入城，又使得对英法下一步意图反应和谈判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双方僵持不下之时，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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