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赫鲁晓夫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和列宁那一代革命者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一个生活在下层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一点和斯大林倒是有些类似。但和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缺乏斯大林那种一开始就具有的成为领袖的雄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赫鲁晓夫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只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才使他在革命后被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赫鲁晓夫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抽得一张幸运的彩票” [6]才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理性认识，却充满了朴素的革命热情和感性认识。赫鲁晓夫的那一代人是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本能”干革命，“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他同样恨之入骨，然而究竟用什么取代旧制度，新制度应当时而什么样的，在他的头脑中很模糊……”[7] 同时赫鲁晓夫保留作为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天真，纯朴，善良，直率和智慧或者说是狡猾，但如果说他天生带有什么坏心眼，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二十年代有一个老农问赫鲁晓夫：“是否有一天我们按下电钮，天上就会下雨？”赫鲁晓夫不假思索的回答：“是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天。” 这种简单的思维影响了赫鲁晓夫的一生。

　　三、苏共二十大和毛泽东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在二战期间开始改变对斯大林的认识。在亲身经历中他意识到斯大林的战略安排常常缺乏理性，导致了成百上千名士兵白白送死。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战后乌克兰重建工作时，他震惊地发现重建工作最需要依靠的年轻一代党内干部，已经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被杀了。[8] 而在斯大林晚年苏联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赫鲁晓夫不能不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在斯大林死后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中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后来他回忆到：“不但有必要揭露罪行，而且有必要使犯有那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受到应有的谴责。”[9]

　　很快赫鲁晓夫付诸了实际行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闭幕后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毫无疑问我们事后当然可以指责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过于突然、过于轻率、内容也是不成熟的。但事实上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充分评价，因为苏共二十大上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掌权的那一代。赫鲁晓夫关于揭露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提议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激烈反对，无法在二十大上进行，而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能进行。报告也不是事先准备的，只是起草了提纲，由赫鲁晓夫加以现场发挥，所以充满了赫鲁晓夫个人的感性成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并不是想在报告中全面评价斯大林，而是正如报告的名字所表明的是集中批判个人迷信。[10] 赫鲁晓夫报告产生的这种特殊背景是其它国家和党难以了解的，因此一开始就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和品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