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并无实权同时又是斯大林长期战友的伏罗希洛夫，毛泽东多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8]这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虽然赫鲁晓夫用最高规格招待毛泽东，把毛泽东单独请入科里姆林宫下榻，但仍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当着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面把不久前苏共内部斗争时说成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19]。这不仅引起在场各国领导人的惊讶，也使苏联领导人非常尴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发生了碰撞，毛泽东以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了著名的东风压到西风的讲话，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0] 这本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害怕的一种决心，但缺乏浪漫主义的赫鲁晓夫却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理解，而是认为毛泽东喜欢战争，不会为避免战争努力。而苏联刚刚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21]，苏联领导人特别害怕核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对刚刚签署的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感到担忧，这为1958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8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关键的一年，首先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系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和激化。在毛泽东看来：第一，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不怀好意的，是想控制中国。第二，虽然斯大林也采取过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中苏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毛泽东瞧不起的小人也竟然敢图谋控制中国，这使毛泽东怒不可遏。而在赫鲁晓夫看来：第一，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建议，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的意思。第二，认为自己的建议并不过分，这种合作在北约和华约内部是很普通的，而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没有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核技术援助），中国如果连这种互利的合作也不能接受，使赫鲁晓夫特别感到难以理解。第三，毛泽东的愤怒和言辞之激烈也让赫鲁晓夫极为震惊。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中激烈的谈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压迫，赫鲁晓夫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现在要谈起这些不愉快往事，因为自己早已经放弃了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特权，而且谁都知道自己是反对斯大林的。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往中国当面向毛泽东进行解释。这此访问中苏关系中一个关键的事件。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对赫鲁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会谈一开始的气氛就是不友好的，也注定谈不出好的结果。在游泳池旁举行的会谈中毛泽东毫不遮掩的显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轻蔑态度，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回忆到“毛泽东就那么穿者浴衣，踩着拖鞋同他（赫鲁晓夫）握手寒暄几句”，[22] 同时赫鲁晓夫被弄的非常狼狈，“他游泳技术不高，说不上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势。‘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爬上池子。将一个手绢的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又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了救生圈才重新下水。”[23]而毛泽东则尽情展示自己的游泳技术。虽然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和让步的姿态，但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是不怀好意，不仅没有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反而进一步把赫鲁晓夫的建议和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旁敲侧击的警告赫鲁晓夫“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那？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24] 这说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已坏到了何等程度。据说毛泽东还曾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我问你是什么舰队，你始终不回答我”，并再次责问赫鲁晓夫是否想控制中国整个海岸线。[25] 这次会谈对赫鲁晓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赫鲁晓夫往往不得不耍滑头，因为他认为这是政治游戏中难免的事情，但就性格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率的人”[26]，事实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并没有控制中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考虑[27]，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出于其单纯的思考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中国也应该同样很爽快的满足苏联的提议。因此他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反应如激烈，也对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和不容解释感到愤怒，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正常到交道的人，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不再寻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而做出单方面的行动。第二，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遭遇使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这次经历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随后的金门危机不仅使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1957年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宣传而很可能会付诸行动，同时也使赫鲁晓夫觉得毛泽东的行为难以预料，担心中国的行为会把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战争，因此开始考虑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在同一时间中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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