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到公元15世纪。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主要的结论：
一、吐蕃征服象雄之后，在象雄文明与地缘的基础之上，有力地开拓了与其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与中亚、南亚各国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
二、正是通过这些交通路线，犹如架设起一道道经过其西部、西南部进而通往西藏高原腹心地区的宗教与文化桥梁，尤其是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开创了有利的条件。
三、与西藏西部相毗邻的迦湿弥罗、于阗、天竺与泥婆罗等佛教文化中心，是吐蕃佛教重要的来源。我们可以从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考古文化中看到来自这些地区的强烈影响，而这些影响对于整个西藏佛教艺术与文化来说，都是非常深远而持久的。但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甚广，容当另文论之。
注 解：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83页。
[2]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3]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本第2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4]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李有义译本第20—21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65年。
[5]杜齐：《西藏的宗教》，耿升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66—267页。
[6]同上。
[7]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8]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升译本,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23，22，246—247页。
[9]同上。
[10]同上。
[1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6，35页。
[12]杜齐：《西藏的宗教》，耿升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66—267页。
[13]〔英〕约翰·布洛菲尔德:《西藏佛教密宗》，耿升译本第16—18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83页。
[15]《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16]同上。
[17]〔日〕森安孝夫:《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钟美珠等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110，111页。
[18]同上。
[19]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20]参见杨铭:《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关系史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89页。
[21]《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
[22]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5—27，32—36，119—131，54，19，41，41—42页。
[23]西藏西部和藏北的牧民利用当地自然所产之盐与其它地区进行盐粮交换的贸易活动,历史甚为久远,可参见张建世《藏北牧民的盐粮交换》一文，《中国西南古代的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5]〔德〕N..C容格等:《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德国考古学会普通与比较考古委员会论文集》第9-10卷。
[26]《新疆轮台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图一四,8;图二四,1。
[27]《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文物》1988年第8期,图二十,图二十一。
[28]《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29]《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
[30]《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31]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32]笔者1994年8月实地调查资料。
[33]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待刊）。
[34]据新疆喀什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资料。
[35]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第287—294页,文物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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