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方志》又其下“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这段文字，笔者认为其所指的地形，当系补记前文“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路途的情形。细审《释迦方志.遗迹篇》关于东道的记述方式，凡举某段路程，行文上皆以“又……”起首，以示区别。而在“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这段文字之下，紧接“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之语，其间无间隔。再以吉隆热索桥以南的实际地形而论，自宗喀（旦仓法关）以下至界桥热索桥一线，恰自东南进入吉隆藏布江溪谷。由于河流下切强烈，形成高原深峡，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素以天险著称的察木卡一线，更是天然要隘，“左壁右湍，不容一骑”。[91]清人杨揆《自宗喀赴察木即事诗》“危坡下注忽千丈，断涧惊流晚来长，……道旁山势高刺天，太古萧瑟无人烟。连鸡作队猿臂举，度涧无术还升巅”，可见其险峻之一斑。因此，笔者推测道宣《释迦方志》中“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句中，所谓“谷”，当指末上加三鼻关（热索界桥）之前吉隆藏布溪谷中的一段路程；“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则系对溪谷内险峻难行之路况的描述。

    再其下“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句，对路段的描述显然已较前模糊，多带推测之意。估计是道宣对于进入泥婆罗国境内的路况、走向已知之不详，只能略记一笔，采取谨慎态度。

    由于《释迦方志》成书之时（650-655年），吐蕃—泥婆罗道初开不久，所以道宣对于吐蕃国以下路段的记载应当说是基本可靠的，大体上勾勒出了吉隆道的路线走向，与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在许多地方均可相互印证。

    王玄策贞观年间出使天竺时，曾与太州玄照法师相会。玄照曾两度在吐蕃见到文成公主。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玄照第一次赴天竺时，其采取的路线仍循天山南路入“睹货罗”（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再南行至吐蕃，蒙文成公主资助，送其入天竺；而到他回国时，则已改行新道吐蕃—泥婆罗道，使用权行程大为缩短。[92]由此可以推测，文成公主送其出往天竺的路线，一定是这条开通不久的新道，故才有在归国时仍取新道而行之理。对此，日本学森安孝夫认为：“玄照前往印度，不取从帕米尔南下的自古以来的常道，而是特意经由吐蕃，很可能是当时吐蕃威令行于帕米尔地区,出于认为求得吐蕃的保护更安全的想法。”[93]王小甫则认为，“玄照已过吐火罗，将至北天竺（今印度北部旁遮普一带），却舍近求远反而又到了吐蕃，此行确实蹊跷！从来经行如玄照者仅此一人。倘若欲求文成公主保护而吐蕃威令果已行于帕米尔,何必再深入吐蕃去找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显然，情况并非如森安所想。玄照一定是过吐火罗以后遇上天竺国内发生非常事件，他是不得已才绕道去吐蕃的。从玄照西行在文成公主出嫁以后和王玄策归乡以前来看，他遇到的很可能就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使中天竺所遇到的天竺国内乱。……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等国之兵平定天竺内乱之后，玄照才又由文成公主遣送北天竺。”[94]比较之下，王小甫的推测恐更为合理一些。

    随着吐蕃－泥婆罗道的开通，北印度泥婆罗的佛教也开始不断地传播到吐蕃。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迎请泥婆罗赤尊公主进藏，她随身带到吐蕃一尊不动佛像并供奉于由她所修建的大昭寺中。公元755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死后，吐蕃王朝中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发布了禁佛的命令，出现了吐蕃时期第一次“禁佛运动”，在其主要的内容中，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下令驱遂汉僧与尼泊尔僧人；二是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去的佛像先是埋入地下，后来又取出来送到“芒域”（即吉隆），这反映出当时通过“芒域”一线的吐蕃—泥婆罗道，大概已有为数不少的尼泊尔僧人进入吐蕃；而芒域这一地区，则很可能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已经形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或集散地。至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后，佛教得到复兴。史载赤松德赞曾从印度请来密宗大师莲花生，而莲花生进藏也同样是经过“芒域”他进藏后所作的一件大事，即主持修建桑耶寺。桑耶寺的兴建，动用了大量来自天竺、泥婆罗和勃律的工匠，这在藏文史料中多有记载。笔者认为这些工匠很有可能也是跟随着莲花生一道，通过芒域即吐蕃—泥婆罗道进藏的。在这之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吐蕃，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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