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可信；第三，更为重要的证据是，西藏西部与其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事实上早已存在着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或者贸易往来的通道。笔者将在下文中论及这些古老的通道。这里，我想先讨论有关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西藏西部地区在早期佛教传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石泰安曾经指出：西藏的西部地区对于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仗（斯瓦特）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它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分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8]。由于象雄时代业已奠定的文明基础，我们可以肯定，作为当时本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其影响和辐射的范围都极为广阔。下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证：
已有史料表明，以象雄境内的著名“神山”——冈仁波切（即冈底斯山）为中心，吸引着当时来自南亚、中亚众多的朝圣者。在本教中，它被称之为“九重万字之山”。所谓“九重万字”亦即雍仲本教的象征符号“穤”；在佛教中最为著名的须弥山，也有意见认为指的就是这座山，山顶即帝释天所居之处；而大体上与佛教同时兴起的印度耆那教也将此山视为其创始人瑞斯哈巴那刹获得解脱之山，称其为“阿什塔婆达”，意即“最高之山”；古代印度教则称此山为“凯拉斯”，认为是其主神之一的湿婆所居之山。
对于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我们只可能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作为号称“世界屋脊之上的屋脊”的阿里高原，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地理位置与神山冈仁波切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意义，早在佛教传入之前的象雄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古代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如同石泰安所言：“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象雄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印度人认为冈底斯山是一座神山，所以经常前往那里朝拜进香。我们无法考证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崇仰这一圣山的，但似乎可以追溯到象雄尚未成为吐蕃疆土之一部分的时候”[9]，这一推测应当成立。石泰安在论述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还举出过一个例证来说明西部阿里在接受佛教文化传入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的宗教基础。
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包括印度人的圣山冈底斯山在内的象雄地区过去曾经存在过一种带有很深印度教烙印的宗教。这种形势甚至存在了很长时间。事实上，在950年左右，迦布罗（喀布尔）的印度国王拥有一尊宾（克什米尔）式的毗湿奴的塑像（有三颗头），他声称自己是从吐蕃赞普那里获得的，而后者又是从冈底斯山得到的。这就是说本教以人们难以置信的方式为佛教的传入吐蕃而准备条件，因为它吸收了印度——伊朗的一些因素，而这一切尚发生在喇嘛教（引者按：指藏传佛教）的同类作法之前[10]。
因此，当我们在考虑早期佛教传入西藏这一问题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西藏西部的这一特点。其次，我想就《青史》对于早期佛教传入西藏的具体内容谈点看法。从《青史》的记载分析，拉托托日王时期传入吐蕃的佛教物品中，有《枳达嘛呢陀罗尼》经，这已经是印度佛教密宗的经典。那么，这就意味着，最早传入吐蕃的佛教内容中已有密宗的成分。对于这种可能性，王辅仁先生曾经指出：“把印度佛教密宗的东西说成是从天而降的，这是后人有意识的附会。事实上这时印度大乘佛教的显宗还未完全衰落，密宗还没有大发展，怎么可能密宗在5世纪时就传到吐蕃来呢？编造这个神话的人有意识的让佛教密宗先来一步，是为它在以后的传入吐蕃埋下一条伏线，使人们反对不得，因为这些是从天而降的”[11]。我认为这个解释是令人信服的。不过，我认为似乎还可以提出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早期传入吐蕃的佛教，会不会因其掺杂有一些大乘佛教之外的内容，而被认作是后期的密教？尤其是在西藏的西部地区更是这样。
（1）可以考虑来自印度湿婆教的影响。在西藏西部周围，是一个受印度湿婆教影响甚重的地区。杜齐曾经指出：“勃律以及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形成了一个主要是借鉴自湿婆教的宗教地区……辽阔的边陲象雄地区不仅有志于改变它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且也传播外来思想的反响。本教传说中还知道另一个地区——大食，此名词在藏文文献中一般是指伊朗和操伊朗语但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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