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考古材料，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西藏西部通过其北部阿克赛钦、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而与新疆叶城一带的交通路线，最迟在古老的象雄时期可能就已经凿通。通过这条路线，向西可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至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向北则可直通帕米尔高原，直至葱岭之西。

    这条路线的起始点，综合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材料分析，大致上即今新藏公路干线的走向，即南起阿里高原日土（旧译作鲁多克[36]，古象雄／羊同辖地），经界山大坂、阿克赛钦湖、泉水沟、大红柳滩、康西瓦，北抵叶城、皮山等地。

    唐代的文献记载中，有迹象表明当时的僧人曾利用这条道路前往印度。如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提到的玄照,可能便通过此道去印度；[37]另据义净的记载，除玄照之外，还有隆法师、信胄以及大唐三僧等人可能也是经由此道去印度[38]。

    其后，公元10世纪波斯佚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以及公元11世纪波斯文作家加尔迪齐（Gardizi）的《记述的装饰》等史籍中,在论及从西域通往吐蕃的通道时,也都提到了从和田通过阿克赛钦去向吐蕃的道路[39],大约也是指这条中道而言。

    吐蕃通往西域的路线，除上述干线外，还有其它通过“借道”形式通向西域的道路。据王小甫考证，这些通路包括：大勃律—朅师—护密道；朅师—淫薄健道；箇失密—乾陀罗—谢风日道等[40]，皆可越葱岭进入西域。

    上述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分别是在不同时期开通或者利用的。联系到吐蕃在西域的活动史，王小甫将其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吐蕃征服羊同，控制了所谓“食盐之路”，亦即本文所论的“中道”；唐朝重兵防守四镇之后，吐蕃重点转向西开通跨越葱岭之路；唐控小勃律之后，吐蕃又改由塔里木东南进入西域；最后，吐蕃乘唐安史之乱夺取安西,沟通了草原上传统的南北交通路线。[41]其说可从。但是，其中开通得最早、利用程度最高、与西藏西部关系最为密切的路线，按笔者的看法，仍是吐蕃早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中道，或可称为“吐蕃—于阗道”。

    三、古代于阗与吐蕃的文化联系

　　“吐蕃—于阗道”，是西藏西部地区沟通与中亚西域的前哨。古代于阗与吐蕃之间的文化联系，正是通过这条古道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于阗之名，最早在汉文史籍中出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司马迁撰《史记·大宛传》乃取材于张骞出使西域所记材料，由此推之，于阗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已经立国。

    在藏文古籍中，也有关于于阗立国的传说[42]，据《汉藏史集》“圣地于阗之王统”记载：最早在迦叶佛出世之时，于阗被称为草垫之地。迦叶佛圆寂之后，曾于此建塔，名为郭马萨拉干达塔，有“仙人”喀热夏等人曾长期在于阗的山上修行居住，以后，教法毁灭，于阗变成了海洋。释迦牟尼出世后，于阗被托给毗沙门天王和药叉正力等神，释迦牟尼本人也曾飞临于阗。至释迦示寂后二百五十四年，法王阿育王来此地，在现在和田城所在地住了一宿，与王妃生下一子，名为地乳。地乳王长大成人之后，汉地之王命其率兵众向西寻找于阗。地乳王的两名随从为寻找走失的乳牛而在此与印度人相遇，双方划地为界，各自立国。从释迦牟尼示寂到地乳王做于阗王，其间相距二百五十四年[43]。如按这一传说，则于阗之立国是在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左右），已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一传说实为于阗僧徒为了便于佛教在于阗的传播而伪造出来的，不足为信。[44]但是，大量的藏文文献中记载这一传说本身，就意味着于阗与古代西藏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于阗之名的由来，据藏文《于阗古史》所记，其读音为“U-then”，为都与河之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藏语中称玉石为g·yu(yu)，与古音jiu或者gjiu相同，而U-then与jiu dien 或U-dien之音相近,故于阗有玉城、玉邑之意；[45]此外，还有外国学者按照古藏语于阗的读音Li-yul,释其为钟铜之国（Bellmetal Country），或者谓Li即犁，指牦牛（yak）[46],无论这些解释具有多大的可信程度，但至少表明，“于阗”一词的起源，学术界倾向于用藏语来进行解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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