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产地[23],不一定非得到北方的突厥地去获得盐。《隋书·女国传》中明确记载女国“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不是没有根据的。从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考古材料上看，中道至少在吐蕃兼并羊同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形成，已成为西藏高原与中亚古国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1990年9月，在西藏拉萨曲贡村发掘了一处石室墓地，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24]。这种形制的带柄镜，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是可以断定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以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这件带柄镜，无疑应当归属于后者。
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类似于曲贡石室墓这种形制的青铜带柄镜，过去曾在藏南河谷地区还有过发现，其形制与曲贡的带柄镜相同。[25]
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作的研究，这类带柄镜除西藏之外，在中国境内出土最多的地点是在新疆地区。如轮台群巴克墓葬[26]、新源铁里木克墓地[27]、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28]、和静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29]、吐鲁番艾丁湖古墓[30]等, 都曾经有过出土。从年代比较来看,新疆所出土的带柄镜年代普遍要早于西藏,前者最早可至西周，最晚可至汉代，大体上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而后者的年代据初步研究约当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这一范围之内。[31]所以，西藏高原的带柄镜，很有可能是从新疆地区传入。在阿里高原佛教文化传入之后所绘制的壁画中，还保存有手执带柄镜的人物形象[32]，观察其带柄镜的形制，与新疆地区所出者几无区别, 这一方面说明使用带柄镜的传统在西藏西部地区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西藏带柄镜的来源，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的象雄（羊同）传入到吐蕃腹心地区的。
进一步追溯，还可以发现，新疆地区的这种带柄镜实际上又与中亚一带的同类镜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形制排比的结果来看，与新疆地区出土的带柄镜形制最为接近的，是葱岭以西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这一区域发现的青铜带柄镜[33]，而且这一地区所出土青铜镜的年代，又普遍早于新疆地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西藏出土的带柄镜，是以新疆地区为中介，从中亚传入西藏西部，再传入到吐蕃腹心地区的。这条传播路线，有极大的可能即为后来的“中道”。
此外，考古发现的古代岩画也表明，古代的象雄与其北方的阿克赛钦、克什米尔等地，早已存在有一定的交通联系。
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叶城东西的达布达布、布仑木沙、普萨以及皮山等地，调查发现了多处岩画，所刻划的主要有山羊、大角盘羊、牦牛等动物以及狩猎场面，[34]岩画的内容题材、风格技法与阿里地区所发现的岩画完全相同，证明其时代相近，岩画作者的族属也当相同。这部分岩画中没有发现佛教的内容，所以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将其制作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可备一说。
1979年，由德国、巴基斯坦和法国等国学者所组成的一支考古调查队沿中巴公路（又称为喀喇昆仑高山公路）一线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条公路南起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谷平原，接着向西进入喜玛拉雅山西端的高山峡谷，然后经过帕尔巴特峰附近，再向北进入喀喇昆仑高山中的吉尔吉特河谷和洪扎河谷，最后进入到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山口，北与新疆叶城相连，南则可以沿今新藏公路至阿里日土。汉以来的“罽宾道”，大体上即是如此走向。
在这条古道上考古调查发现的岩画与岩刻可以大体分为四期：最早的一期为公元前第5千年至公元前第1千年，这个时期的岩画内容都是非佛教的，在公元前第1千年的岩画中，出现有西伊兰人和塞人的岩刻；第二期为佛教传入的初期，约为公元1至2世纪，相当于贵霜王朝及其前后一段时期，主要的内容为塔与对塔的礼拜与崇奉；第三期为佛教流行时期，约公元5—8世纪，主要的内容有塔、佛传、本生故事、佛像等。[35]在今西藏阿里地区的古代岩刻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非佛教内容的岩画与佛教传入之后的岩画，具体的年代虽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订，但从岩画的内容与雕刻技法等方面观察，与克什米尔境内的这些岩画具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如作画的方式都是采用尖利的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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