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籍中没有吐蕃与泥婆罗联姻之事的记载，但据《新唐书·吐蕃传》以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吐蕃在这之后利用其国内内乱，曾采用武力扶持那陵提婆为王。[84]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吐蕃－泥婆罗道的利用程度也随之大为提高。

    《新唐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谗数十，战不胜，皆殁。遂剽诸国货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旧唐书》作“精锐二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破之。”[85]以此分析，王玄策去天竺之路线，当从吐蕃—泥婆罗道，方能“奔吐蕃西鄙”，召来吐蕃与泥婆罗兵。

    这一推测，由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材料得到了证实。1990年，笔者在西藏高原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在西藏西南边境的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86]，首次从考古调查的实物材料方面，为吐蕃—泥婆罗之间古代交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

    这通石碑发现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旧称“宗喀”）以北大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系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公里，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藏族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现仅残存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残存仅222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

    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其有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缺）”等语；第九行文字中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下缺）”等语，笔者曾依据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认为此通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年号，658）唐使节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勒石记功之遗物。

    过去，对于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走向，并不是十分清楚，尤其是在这条路线的出口问题上，因诸史缺载，颇存疑义。如雷格米推测，唐使李义表出使可能是采取的吉隆出山口，而王玄策出使天竺则有可能取道固帝（聂拉木）山口。[87]黄盛璋则认为唐代使泥道路只能有一条，而不能有两道。清代入泥虽有聂拉木和吉隆两道，便以聂拉木最为近捷,故最早开通的吐蕃—泥婆罗道当出聂拉木[88]。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判断，吉隆当系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主要路线，也是唐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出口。王玄策出使天竺，当出吉隆而非聂拉木。

    对照《释迦方志》中“又东少至吐蕃国”以下所记的路程，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同经吉隆出泥境的道路相吻合的。小羊同，即《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记“……夏五月届于小杨同之西”的“小杨同”；“旦仓法关”，亦即前文所述之“答仓·宗喀”，实际上就是指吉隆山口。而《释迦方志》所云之“又东少南，渡末上加三鼻关”,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注云:“末上加 Mashangchia是Marsyangdi的音译。撒罢、三坝、 三鼻在西藏语是桥的意思，故‘末上加三鼻’从语法构词上可理解为在Ma-rsyangdi河上有桥，其处设关。……此地形逼居于Marsyangdi河上游，从北入大雪山奚谷的正门口”。[89]此Marsyangdi河史载不详，笔者经实地考察，认为其很可能应是指发源于吉隆北部马拉山脉的吉隆藏布江，它的上游，正好处在“北入大雪山（按：指喜马拉雅山）溪谷的正门口”；而其下游，在今中尼交界的热索桥一带与东林藏布江汇合后流入尼泊尔境内。河上所设之热索桥，即为中尼边境的最后关口，也是中尼之间的传统边界线。清人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载：“由后藏行二十驿至济咙（按：即吉隆）之铁索桥,为藏地极边,逾桥而西则廓尔喀（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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