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史集》中还记载了佛教传入于阗的情况，云：“于阗立国后六十五年之时，即叶吾拉王之子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47]另一部藏文史籍《于阗古史》记载：“于阗建国于佛涅般之后二三四年。建国一六五年后，于阗王Yeula的儿子Vijayasambhava在位。登位后的第五年达磨（Dharm胜法）开始传入于阗。此王为弥勒和曼殊利室的化身。毗卢折那阿罗汉以比丘的面貌，出现于于阗,并驻锡于赞磨村之Tsar-ma窟内”。[48]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据此推算于阗建国系在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左右；而佛教传入此国，便应当在公元前74年前后。[49]如前所述,由于于阗建国的年代多系神话传说,所以以此来推算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不一定可靠。日本学者崛谦德认为:“佛教能致如此之盛大，必经相当之年月，是以遍照（毗卢折那）传教于于阗之时代，当在第一、二世纪或其以前。第二世纪前半叶为迦腻色迦王出，印度佛教传播于四方之时代，然则遍照传教于于阗国，或在此时”。[50]参照佛教传入西域各国的时代来看,可能这一推测比较可取。

    于阗与吐蕃之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就其民族种属而论，二者之间便存在着亲缘关系。《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及通典卷一九二载，于阗国之民族皆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时于阗人容貌并非深目高鼻，反类华夏云云，决非指汉人移居此地，其实应为类似汉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结果”。[51]周连宽联系到《汉书·西域传》中所载之“羌”，提出最初来到于阗的民族，当系一支从于阗以南的南山山脉北麓，随畜逐水草以达塔里木盆地南边绿洲的羌系民族，定居于此,再混合以后来从兴都库什山区东迁来的Arya 种的Galca人所形成的种族。[52]他还指出：直至现代，于阗人的体质中仍保留有西藏种的因素，“其实这种西藏系统的性质，来源甚古，是汉以前于阗地区羌族土著居民的遗存”。[53]笔者不仅完全赞同这一意见，而且还要补充一点：最新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一批古人类学材料经过研究测定后，显示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葬的人骨种系。

    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群是在1986年春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器和小件的青铜器，还出有铁制品。据观察研究，墓葬所出的陶器器形与纹样特征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故墓葬的总体年代大致上定在西周或春秋之间。[54]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人骨材料，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等学者的鉴定，已经得出了初步的结论。[55]这批人骨材料大体上来讲，包括有两个大的支系类型：即欧洲人种支系与蒙古人种支系，而以蒙古人种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在这批蒙古人种头骨的总的特征上，“具有长颅型，颅高趋低的正颅型，高而适度宽和中等偏平的面，矢状方向面部突度弱，齿槽突度有些接近突颌，中等突起的鼻兼有狭鼻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综合特征，恰恰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因此学者们认为：“如不纯系偶然，焉不拉组与西藏卡姆组属同类性质是可信的，其接近程度甚至超过了焉不拉组与甘肃古代组之间的接近程度。由此可见，与现代藏族很接近的甚至带有某些更不分化性质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10—5世纪生活在西北边陲地区”。[56]

    哈密虽在新疆之东北部，与于阗相距甚远，但其原始先民所反映出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却与于阗的古代居民具有相似性，即当中都包含有古代羌系民族的成分。由于古代的“羌”活动范围极广,西藏远古先民的一部分,也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所以于阗与西藏的古代居民同属于一个大的种系，有比较足够的证据。

    于阗是西域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据《法显传》所载，公元5世纪初，正值于阗国佛教处于极盛时期，国中有大伽蓝十四所，小寺不计，有僧数万人，多学大乘,人家门前，皆起小塔。[57]藏文文献《汉藏史集》亦载：“总的来说，和田（按：即于阗）地方的大寺院在城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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