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还可以考虑来自小乘佛教的某些影响。与吐蕃相接壤的西域各国最初传入的佛教，多以小乘佛教为主。西域北道的龟兹，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记载，直到公元4世纪中叶，仍以小乘佛教为主[14]。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于阗。这个地方有关早期佛教传入的记载多系神话传说，与吐蕃的情形极为相似。《大唐西域记》中将于阗称之为“瞿萨旦那国”,说此国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之祚胤”[15]，在藏文古籍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毗沙门天”，原系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北方保护神，后来则为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四天王天”之一，尤其是在佛教密宗中十分流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唐西域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有关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明确地讲于阗原不信佛，后有一来自迦湿弥罗的“毗卢折那阿罗汉”向于阗国王进行诱导之后，“王遂请礼，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16]，这也是讲佛像是从天而降，与《青史》所载吐蕃早期佛教传入的方式几乎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推测：如果说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果真有佛教因素传入吐蕃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佛教很有可能与西藏西部邻近的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中的确不排除有印度大乘佛教之外的某些成分。当然，这一推测能否成立，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实。

    二、吐蕃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通道

    这里所讲的“中亚”，也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即传统上的“西域”在内。吐蕃最早开始出现在中亚，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考证，是在吐蕃芒松芒赞时代，相当于中原唐王朝龙朔二年（662年）。[17]

    森安孝夫认为，从地理条件来看，当时吐蕃连接中亚的路线一共有两条：一条是从西藏中部（吐蕃王朝发祥地）至西北的喀喇昆仑、帕米尔路线；另一条是自西藏东北去青海、柴达木的路线。[18]

    事实上，从文献上来看当时还并不止这两条路线。至少我们还可以举出两条：

    一条是西经勃律、绕道葱岭进入西域的“勃律道”，这条路线已有众多的研究者进行过讨论。[19]而另一条，则是由吐蕃经过象雄（羊同）、过迦湿弥罗而进入中天竺的路线。据《新唐书.西域传》载，这条道路可以扼控吐蕃向勃律的进出，也称为“吐蕃五大道”[20]，笔者认为这很可能即为“勃律道”之一段。

    上面诸道中，从西北喀喇昆仑、帕米尔进入西域的一道，也称之为“中道”，具体来讲又可细分为两条路线：一条即穿越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路线；另一条则越过于阗南山（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或可称之为“吐蕃—于阗道”。由于在后文中, 我们将详细地论述于阗与佛教传入西藏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拟对“中道”的情况加以稍为详细地分析。

    吐蕃与于阗的相互地理位置，在汉文史料中已多有记载。如《隋书·西域传》于阗国条下载：“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女国者，即大羊同国，即象雄也。

　　《释迦方志》亦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坷，北接于阗。”[21]所以，从吐蕃去于阗的道路，其起始点似乎不应如森安所云起自西藏中部，而应起于西藏西部的象雄。

    中道的开通，沟通了西藏西部与中亚的联系，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关于中道开通的时间，在文献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近来，有学者从女国（羊同）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上来探索这条道路的凿通，提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有一条古老的“食盐之路”，即“女国从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盐，再向南贩往天竺和吐蕃”[22]。但实际上,羊同本土也是重要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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