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王国与吐蕃王朝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大约开始于公元7世纪的后半叶。《汉藏史集》在记载于阗新建之“达哇涅寺”时云：“此时吐蕃之王将于阗收归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臣噶尔·东赞来到于阗时修建的”[59]。这与汉文史料可以相互对应。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部分记载，噶尔·东赞在松赞干布逝世后担任吐蕃大相期间，长期住在吐谷浑地区；[60]《资治通鉴》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三月条下记:“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61]又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条下记：“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62]这些记载都与《汉藏史集》所载相合。

    于阗的佛教传入吐蕃，从藏文文献中所反映的线索分析，可能在吐蕃与于阗发生联系后不久。如《汉藏史集》载：“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的两千年间，于阗国有佛法之影像及舍利，此后教法毁灭，于阗国和疏勒、安西三地被汉人、赭面、粟特、突厥、胡人等摧毁。其后，有一名菩萨转生为赭面国之王，在吐蕃地方兴起佛法，建立佛寺及佛塔，立两部僧伽。王臣逐渐奉行佛法，从其它地方迎请许多堪布和佛经。于阗国也被纳入吐蕃王国统治之下。这以后，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此时赭面国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他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63]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藏文《于阗教法史》中。[64]这一事件,据析可能发生在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到吐蕃之后约二三十年后[65]。

    尔后，于阗与吐蕃两地不断进行交往，作为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心，于阗对于吐蕃佛教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青史》记载，赤德朱登王时代，“修建了扎玛正桑等一些寺庙,又从黎域（于阗）迎请来很多和尚”,以传播佛法。[66]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佛教兴盛，译经之风大起，“一些精通翻译的人，将印度、汉地和于阗等地区的佛教，凡是能得到者，大部分译到吐蕃”。[67]《巴协》中也记载在修建桑耶寺的过程中，“召来了汉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黎域、吐蕃等各地的能工巧匠”，[68]足见于阗的佛教艺术也传到了吐蕃。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论及他对西藏佛教艺术的看法时特别指出：“在西藏寺院中见到的若干塑像上可以观察到印度的沙西文化（Shahi）的影响及来自尼泊尔或中国中亚（于阗）的某些早期影响”；[69]并且提出“艾旺（引者按：西藏中部地区的一座寺庙）的碑铭上也有关于于阗及印度影响的更多的资料”。[70]这些材料都与藏文史料的记载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由于吐蕃与于阗之间早已开通了“吐蕃－于阗道”，而这条道路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应是吐蕃西部的象雄（羊同）旧地，所以，于阗佛教传入吐蕃有很大的可能是以此作为中介的。

    四、古代迦湿弥罗与吐蕃的文化联系

    上文中我们曾经论述到，吐蕃与中亚西域交通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象雄（羊同）过迦湿弥罗而进入天竺的“吐蕃五大道”。

    虽然已有迹象表明西藏与克什米尔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上溯到史前石器时代，[71]但两地之间发生比较密切的交往，应当还是在吐蕃征服象雄，与迦湿弥罗直接相毗邻之后。

    迦湿弥罗，又称为箇失密，即今克什米尔（Kosmrra）。汉文史书中最早记载吐蕃与迦湿弥罗之间发生交往，可能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史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吐蕃、尼婆罗出兵助王玄策败中天竺后，有“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72]杨铭考证此“迦没路国”可能即为迦湿弥罗国的另一音写，[73]当从。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载，沙门玄照于贞观年中“还蒙敕旨，令往羯湿弥罗国，取长年婆罗门卢迦溢多”，途中曾路“遭吐蕃”，可反推当时迦湿弥罗国来朝，应当经过吐蕃，与吐蕃当有相互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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