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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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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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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
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
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6]。
2、士族、世族宗族
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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