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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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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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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听说哪个大族有祠堂、祠田”[50]。赵世瑜则写道：“当我们到华北一些地方考察时，发现一些大族如果修了祠堂、族谱，有家族的墓地，往往是在族中出了大官，成了绅士，一旦子孙不成气候，祠堂之类便不再有人管理，哪怕同族的人几百口还居住在一个村里。”[51]
3、族谱
谱谍起于上古，源于北方中原地区。但是，自唐代以后，谱学在北方就已逐渐衰落，而随着北人南迁，谱谍在南方却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宋以后的宗族复兴中，正如宗族聚居的情况一样，族谱也是南盛于北。冯尔康在《清代宗族制度》一文中引述道：康雍年间的江西高安人朱轼说：“燕晋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乡田夫野老动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汉祖某某”[52]。同时期的直隶蠡县人李塨讲：“平居尝叹南人好虚大，家谱追溯瓜瓞，牵曼昔贤，虽伪冒不计也；而北人又过弇陋，先世显绩卓行，不四五传，遂恍惚不复记忆”[53]。清代江西人李绂也说，其地“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收族之谊，海内未可或先”[54]。清人钟琦说：“蜀、陇、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55]。北方即使有族谱，一般也较南方人的族谱简陋得多。南方宗族的族谱，动辄装订多册，其中有对宗族源起变迁的叙述，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载，乃至族产、族规、家训、诗文等诸多内容。而在北方各地区，一些定居较早且人口繁盛（通常人口数量也不很多）的宗族通常也只有简单的族谱，多为一张大纸或一幅大布上简要写出男姓后代的姓名、辈份、传承，注明生、死、迁而已，很少装订成册的族谱。很多定居时间短、人口少的一些宗族则根本没有族谱。曹锦清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河南调查时听开封县志办一位副主任说，他们曾派人收集本县的家谱或族谱。县志办收集族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招商引资服务，事关当地官员的政绩，当然会尽力而为。但结果却却一本也没收集到。开封最大的聚居宗族要数段氏。段氏在晚清还出过一个县令，但他们也没有族谱。八九十年代，也从未听说起有人重修家谱，因为只有保存旧族谱的才能续谱[56]。开封地处黄泛区，人口流动性大，村落重建时间短是其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该地区的传统、习俗如此。
4、宗族组织与宗族活动
在宗族聚居盛行的南方，很多宗族在传统上通常有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繁杂的宗族活动。南方的宗族，普遍立有族长，且族长具有较重的权威，较大的宗族还分有房支，各房支立有房长，俨然一个严密的科层制组织。有祠堂做为宗族活动的场所，还定有正式的书面形式的族规，并在族长率领下严格遵守这些族规。各种察祀活动、宗族聚会经常而有规律，并遵守严格的程序，在族长及各房支长率领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宗族还常常有组织地进行经营族产、经营工商业、开辟并管理宗族所有的墟市、组织垦殖等活动。北方各地区的宗族即使聚居一处，也常常没有正式的族长、房支组织；即使有族长，其权威也通常轻于南方的族长。宗族的共同活动则一般仅限于节日庆典，清明扫墓，而且即使是这些活动也较南方规模小而仪式粗陋。清初陕西华阴人王宏撰在浙江婺州寄居两年，受此地宗亲活动启发，返乡后修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感动得乡老们说：“不见此礼久矣”[57]。至于近代，北方的宗族活动则更为少见。一种极端形式的宗族活动是利用宗族组织的暴力活动，通常是进行宗族间的械斗，但这种形式的宗族活动也以华南为盛，华中次之，北方则很少有宗族间的大规模械斗。有关华南地区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宗族械斗的文献随处可见，江西、湖南等长江流域一些地区也常常发生宗族械斗，甚至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南方宗族械斗事件仍时有发生。但长江以北，这种事件则很少发生。
三、人口迁移与宗族聚居
很多学者曾经论及造成中国不同地区宗族聚居与宗族势力强弱不同的原因。但笔者识浅，迄今尚未见到专门而系统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献。在已往的文献中，不同学者论及或所强调的原因是不同，就此，我们应该承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不可能穷及所有的原因。下面，本文将综合所见文献，从人口迁移、人口定居后的同族集聚和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这里先分析人口迁移过程。
从人口迁移史和中国不同地域宗族聚居的情况来看，各地区人口迁入和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的早晚与家族聚居程度高低和家族势力强弱密切相关。在一个地域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宗族聚居之势越强。反之，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时间越为晚近，则宗族聚居之势越弱。这虽然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规律，但却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可以说，人口迁移过程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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