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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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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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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顺德60%，中山50%，新会60，南海40，东莞20，鹤山40，宝安30，惠阳50，博罗40，高要40，开平40，恩平40，台山50，四会30％。[38]。沙田区的族田高达80％[39]。郑振满也说，广东族田的数量特别多，其占总田产的比例相当大，有的地区平均为30—40％左右，多的占到50—89％[40]。秦晖则写道：“20世纪初，宗族公田占广州府属各县全部地产的比重达50-80%，非族田类的公田（学田、庙田、会田）又占1-5%。广州府以外的广东各县公田也占总耕地的30-40%”[41]。在福建，“1950年春，福建农民协会曾对解放前福建地区的农村共有田作了典型调查，调查报告略云：‘本省各地区共有田在田地总数中的比重是这样的：古田七保75.8%,古田过溪占61.4%(以上属于闽北闽西地区)。仙游4个村占43.5%,永春7个村占29.53%,莆田华西占21.87%,南安新榜村占15%,福州市郊6个村占13.55%,福州市郊2个村占7.98%,福建酲屿村占9.02%(以上属于沿海地区)。……一般来讲,闽北、闽西占50%以上；沿海各地只占到20%到30%”[42]
长江流域各省的族田少于华南，多于北方。1930年毛泽东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形进行调查，家族公堂约占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十。同年，他在寻乌调查时发现祠堂土地所占比例比兴国更高。“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1949年，徽州耕地面积是1183477.46亩,其中族田有169431.4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32%。秦晖写道：“浙江各县的宗族公产也很发达，如浦江县全县1/3地产为祠庙公产，义乌县一些地区宗族公产竟占耕地的80%。……长江流域的湖南长沙府、湖北汉阳府、黄州府各县，公田面积都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5%左右，而且在公田中族田（包括义庄田与祭田）只占45%（湖南）和43%（湖北），学田、寺田等非族田类公田比族田多”[43]。
至于北方各地区，宗族的共有财产一般仅限于公共墓地、坟山，没有可用于耕作的族田及其他宗族共有财产。“李景汉先生30年代在河北定县所调查的62村共有耕地238563亩，而有族田的宗祠不过13所，总共有田仅147亩，只占总耕地的万分之几。陕西关中三府41县，土改前土地统计中的「族庙公产」没有一县超过1%”[44]。“满铁”在华北６个自然村的调查未发现有族田。至于东北，则更少族田。
2、祠堂
宗族祠堂是宗族活动的场所，也是宗族强弱的一个标志。宗族祠堂是祖先崇拜的产物。汉代以前，民间对先祖祭拜一般采用墓前祭祀的方式。只有皇族、王室才有祭祀祖先的建筑物，称为太庙或宗庙。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北宋，虽然也有民间修建的祖庙，但规定等级严格，有资格修祖庙的人寥寥无几。自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家礼》立祠堂之制后，庶民才开始有了被称为祠堂的建筑物。因而一般认为，中国民间建造宗族祠堂始于宋代，但在正式制度上，此时祠堂的建造仍受到等级限制，不过实际上的控制已大大松驰。一直到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正式地“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准许庶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民间祠堂的发展由此进入了繁荣期。尽管上述王朝的“政策”是面向全国的，但宗族祠堂的设立同样显示出南方普遍，北方较少的景象。只有聚居的宗族，才有建造宗祠的需要，因此，宗族堂祠的地域分布与宗族聚居的地域格局是一致的。清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众而聚，族皆有祠”（《皇朝经世文编》卷58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文》）。陈宏谋说的闽、赣、湘三省宗祠多，自是事实，一个“惟”字则用得不当。事实上，广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省宗族祠堂的也极为普遍。陈宏谋自己就曾说过：“江苏地方，聚族而居，族各有祠。”[45]。
在近现代文献中，一些有关“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文献提到了宗族、宗祠的情况。陈奇涵回忆道：赣南“氏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46]。肖华则说，兴国“每个姓都有一至数个祠堂，一个祠堂可以驻一个连”[47]。北方各省亦有宗祠的建立，尤其是山东、山西，为数不少，不过比南方要少得多。据李景汉的研究，在广东省汕头近郊，4973户的17个宗族中有52个祠堂，而在河北定县，有10445户的162个宗族中祠堂仅19座（1933：158）。[48]许烺光也说：“与其他地区相比，北部中国堂而皇之的词堂较少”[49]。曹锦清在河南的调查中写道：“在解放前，开封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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