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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但是,在不同时期,在宗族聚居的情况下,小家庭与所属宗族的关系却有所不同。在宗法制度下,宗主(“宗子”)对整个宗族拥有统治权和支配力,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虽不共财,宗子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同族者的财产乃至生命。而在战国、秦以至西汉前期,宗族聚居程度低,普遍性差。而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宗族的领导者虽然不是严格世袭的,而且不具有对整个宗族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威,特别是在战乱时期,作为宗族领导者的坞主、堡主、行主们,无疑具备了军事首领的指挥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调配全族财产的权力。唐中叶以后,宗族内部关系相当涣散。正是鉴于此,宋儒们才提倡“敬宗收族”,但在理学思想指导下复兴的宗族,其内部关系已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一般来说,宗族内的小家庭之间,很少共财。小家庭的财产也不能由族长或宗族会议随意调配。尽管自宋以至民国,广东、福建一些地区的族田占当地全部田产的一半以上,但就全国而言,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而且,族田的使用也通常是各房支或各家庭实行“轮值”。族长的人选通常也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不是宗法制下世袭制的宗子,不一定是长房长子或长孙,甚至也不一定是财产最多、官职最高或最有权势、最有能力者。而是辈份、年齿、德行、声望、才能、财富、官职等综合考虑,其产生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族长对族众的权威也大不如前,并不具有对族众的绝对支配力。涉及全族的大事需要经过宗族会议来做出决定,兴办各种共同事业而需要聚合人、财、物力时,通常也需要经过族众协商来分摊。
 
  二、宗族聚居“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
 
  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特别是父系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与宗族组织原本发源于北方,这种习俗在周代即已形成于中原地区。周代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式的宗族制度,并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但在当时,只有贵族有宗族,平民依附于贵族。春秋战国时期,随宗法制度的离析,在“编户齐民”后,大量贵族的宗族分解,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经西汉二百年和平环境的养育,豪强大族逐渐兴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宗族聚居格局达到了全盛状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和平时,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一遇战乱,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如《晋书》所载:“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20]。战乱时,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21],“关中堡壁三千余所”[22]。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23]。《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24]。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北齐时“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25]。
 
  相比之下,当时南方的宗族聚居则远不如北方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意识形态、思想感情上,南北方人相比,也是北方人更重视血缘、宗族关系。如,《南史.王懿传》载:“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26]。王仲德属太原王氏宗族,他于苻秦败亡后南渡,而王愉原来也属太原王氏,但早在东晋初其曾祖王承之时已定居江南,至王愉已历四世,故已染江南之俗。“同一宗族之人,分居南北后,其宗族观念已迥然有别,恍如隔世”[27]。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人南迁,南方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开始了所谓“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宗族聚居南北方强弱之势也随之发生变化。但直到唐代,甚至在北宋时期,北方的华北、中原地区仍然存在不少较大规模的宗族聚居,较强的宗族凝聚力和宗族势力。北宋末年,北方强族尚多,金人入侵时,宗族性军事组织的抵抗活动也相当多。而在南北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已经完成,宗族聚居也随之南北强弱之势倒转,由北盛于南变为南盛于北。此后,北方便很少有宗族的大规模聚居。元初、元末,北方人口进一步减少,有明一代,北方人口恢复,但宗族势力一直未再兴起。明清时期,中原已很难找到单姓村。与南方一些省份比较,北方村落尽管有不少村落以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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