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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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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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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命名，却是以杂姓村居多，主姓村不多见，单姓村极少。清军入关时，北方已无较具规模的有组织民间抵抗活动。这也是以流民为主体的李自成及清军能够迅速席卷北方全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自两宋之际以来，宗族聚居南强北弱的格局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写道：“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允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迥绝”[28]。清人王宏撰、李绂、朱轼、李塨、陈宏谋等也曾谈及这一现象。因此，历史学家吕思勉得出结论说：“[宗族]聚居的情况南北方有所不同。南方人聚居的规模大，时间久，地区广，且具普遍性。南方望族庶族均聚居，北方则素族凝聚性小些。南北聚居的差异，并非自清代始。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29]。此后，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中国南北方的这一差别。
如果将中国的南北方进一步分区而论，则以东南地区宗族聚居程度最高。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写道：“中国的宗族制度在东南各省最发达，例如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但中国其他地区则属于一般类型”[30]。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说：“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31]“萧公权和其他学者们所指出：华南许多地区中，单姓村比较普遍。举例说，江西高安县1291个村子中，有1121个村（87%）是单姓村。而广东花县有40%的村庄是单姓的”[32]。1928年，毛泽东调查井岗山根据地的湘东赣西几县后说，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宗族组织”，“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宗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宗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宗族会议”。[33]。许烺光认为，按宗族的地理变异，“可将中国分为三个地区：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宗族力量最强，北部东北部却弱得多”[34]。黄宗智也写道“在冀－鲁西北平原上，却极少单姓村。……换言之，本区的村庄，极少是地缘界线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35]。至于东北，宗族聚居的程度更低于华北和西北。此外，李景汉、杜赞奇[36]、石川滋[37]等人也曾论及宗族聚居的地域差别。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尚缺乏中国宗族聚居地域差别的系统研究文献。就笔者所见文献而言，有关的文献中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都只涉及部分地区，也就是说，这些论述是相当零散的。不过，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大体地做出如下判断。自宋代以后，中国汉族居住区的宗族聚居“南盛于北”，而且是俞南俞盛，俞北俞衰。以各省为单位而论，在南方，岭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最盛，江西、湖南、浙江南部与闽、粤相去不远，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弱于前述各省，四川的宗族聚居则更弱一些。在北方，山西、山东宗族聚居较强，但仍弱于长江流域各省，河南、河北、陕西又弱于晋、鲁，东北三省则是全国汉族聚居区中宗族聚居最弱的省份。再进一步说，在各省范围内，宗族聚居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属于北方省份河南省的南部，存在较多的宗族聚居，而南方省份安徽省的北部，其宗族聚居情况更接近于北方。再如，在属于南方的所谓“江南”地区，宗族不也甚发达。
在中国历史上，宗族的形态曾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一般认为，宋代以后的宗族形态有几种重要标志：族产、祠堂、族谱、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下面，我们将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论述宗族的南北方差异。
1、族田
宗族公有财产所占比例，尤其是族田占全部耕地的比例，可视为反映宗族聚居盛衰，宗族势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宋代以来的宗族形态下的族田始于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从总体上说，明清两代，族田比例有所扩大，民国时期则维持了清代的格局。但族田在中国的不同区域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根据各种文献资料，相对于全部耕地，族田明显地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且如果不考虑西部地区，在中国，几乎是越往南，族田越多，越往北，族田越少。
中国最南端的广东、福建地区，族田最多，占全部耕地的比例最大。据陈翰笙等人民国23年的调查，珠江三角洲番禺等县的族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番禺5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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