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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