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这样一个十分美丽诱人的神话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曾以历史可能世界为平台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项规范，它们其实是科技史研究普遍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因为科技史毕竟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学，都是以澄清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就没有科学与历史学。然而，倘若历史记忆、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渗透着价值，倘若作为传统文献科技史延伸和补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追求，则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问题呢？实际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兴起的一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其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讨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在口述与科技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科技史灵魂同后现代真理虚无主义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间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破碎了的历史真实性信念。所谓历史真实性，可以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界定。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历史事件稍纵即逝，而它所负载的各种信息难以计数。无论人们调动多少记录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网罗干净。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史料如何丰富，它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即使可以被解释为无穷大，也注定是比历史事件次一级的无穷大。在这种意义上讲，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能获得相对的真实性，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在此范围内，口述历史由于能够调动的记录手段形式多样，从而可能获得至少是在细节方面的更大的真实性。只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人们是不能够加以检验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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