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后现代价值蕴涵可以使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与充实，而决不可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历史学是一门以澄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典型的科学；然而历史又总是以历史事件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表现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口述历史在当代的崛起，既有历史学自身谋求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有信息时代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现代史学正是在局部的人文价值反对普遍的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走向历史碎片的。后现代史学家偶尔也讲历史真实性，然而他们所说的大都是价值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实性，国家精英与民间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真实性。他们不仅可以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全面围剿现代科学，利用传统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重建一种所谓解放的后现代科学，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彻底瓦解传统科学史学，利用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各种民间边缘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历史。他们普遍热衷于把玩历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观史和小历史，不厌其烦，而口述正是其玩弄历史碎片游戏的绝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灵魂，口述科技史应当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质及其职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十分鲜明的价值蕴涵。不同的口述策略产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们并不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只要人们自觉地剔除其中的价值蕴涵，还是可以重建一种统一的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理性的。

　　再次，我们可以透过口述者与口述科技事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把握真实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借助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微观客体一样。一般说来，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相互补充的不同方式来具体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于自己所经历过的科技事件的一种回顾、反思和评价，它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曾经经历过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语境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按照当代的认识稍加修饰过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关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互补，用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话来说，“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15]因为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还反映了在同一种社会语境和社会心理中不同个体不同的心路历程，恰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则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口述历史学家与口述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种真实性。正如文献科技史可以被理解为文献历史学家及其所拥有的文献共同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一样。从认识论上讲，应当说它们所拥有的真实性是可以等价的。

　　最后，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明确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一种是传统的规范真实性，另一种则是以上述三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历史真实性，不妨称为量子真实性。尽管我们始终认为满足规范真实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有赖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备关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于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的充分警觉，等等。科技史在科技与历史这样两大传统显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它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策略先天地反应迟钝。它既没有像索卡尔等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反击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围剿，也没有像布洛赫等历史学家那样消极被动地为历史学进行辩护，反而是敞开了大门让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这或许是因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线索展开的，没有那些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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