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