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享有专利。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由于符合李鸿章的口味，所以很快获得批准，郑解职纺织局总办之后，由于立场变了，他的思想与言论也改变了，站在商人的立场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讲话，所以他提出：“侧闻前此上海布局开办之初，有禁止仿效，准其独行之说，岂狃于泰西有保护创法者独行若干年之例而误会之耶！夫泰西此例本为鼓励人才兼酬其创始之劳，不闻因人有法而复禁仿效者，况中国此举系欲收回洋利，以拒敌洋纱洋布来源之盛，非与本国人争利也，设若误行此例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俱乎。”（注：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61。）郑观应纠正了他自己过去的错误看法，不认为一局专利可以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应该重视他后来的认识。马建忠也建议“再立新局，务使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三，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1。）这位早期改良主义者显然是不赞成只此一家的封建垄断政策。马建忠于1890年受李鸿章委派主持织布局工作，他接任局总办后的次年（1891年），上海虹口出现了一个华新纺织新局，创办人是候选道唐松岩。该厂有纱锭万枚、布机五十台。马建忠并未援照“十年专利”予以制止，可见他是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多办厂，才能阻止洋人的经济侵略。无须赘述，有识之士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深切体会，对于后人认识“十年专利”具有可贵的历史借鉴作用。
从上述可见，即使没有外资来华设厂，进口洋布的倾销已使有识之士非常忧虑了。外国资本的输入不一定比商品输入更压抑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它与商品输入一样，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原料，比商品输入取得更大的利润，但如果我们一分为二地观察，另一方面它比商品输入更有刺激中国资本投向现代产业的作用。它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方法给华资树立了榜样，有助于华资少走弯路，加快发展步伐。同时，造成了中国早期的现代产业工人。这是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早出世的特殊原因。如果没有洋务派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则现代熟练的产业工人的产生，将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还可以减少失业人数，提高社会购买力。所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根本办法在于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一切与此目的有妨碍的清廷政策都不值得积极评价。
“十年专利”政策是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它公开昭示的意图与实际作用严重背离。倘若夸大肯定它既保护封建性质的“官督商办”企业，又没有压抑资本主义性质的民办企业，还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是不符合中国近代国情的，也不符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事实。
当然，看事物的变化应该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十年专利”政策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性。但只能说，它所扶植的官督商办机器织布局，是中国近代化纺织工业的先导，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主观上又起了阻碍发展的作用。过高的评价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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