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取得专利权后九年（光绪十六年）始动机试办。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内，他们原地踏步不求进取，也不允许华商谋改革、图发展。这是什么保护法？！与其说是保护新式的资本主义产业，不如说是限制、扼杀，更符合李鸿章的心愿。李鸿章说：“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瓷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注：《洋务运动》（四），第14页。）这透露李鸿章等清廷统治者的心情：既不愿富农大贾使用洋机器以自求利益，也没有忘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洋枪队起了重要的作用，更怕有人用机器制造火器，官府无法控制，所以他们力图限制机器织布技术的扩散，只允许他们便于控制的官督商办的独家企业采用。十年限制期过了，又再来个“十年限制”。在不准别人设厂的期限内，他们动机试办的仍然是旧式机器，不适用国产棉花，“仅可试制粗布，徐求精诣”（注：《洋务运动》（七），第484页。）。为此，机器织布局请容闳在美国选聘洋匠试织华棉。“该工程师丹科遍验华花，屡言机织之未有把握，今次来信仍未有决照可照办之语。”（注：《洋务运动》（七），第485页。）简言之，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托美国工程师改造适用织华纱的织布机尚未成功。一项发明尚未成功，便先给予专利权，阻止别人去创造发明，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竞争优胜劣败的原则，显然不利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李鸿章之所以要垄断专利，是因为他创办洋务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壮大自己的经济势力，巩固他的政治地位，而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十年专利”的垄断政策阻碍国人投资兴办棉纺织业，也就是阻碍棉纺织业引入竞争机制，进行技术革新，决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言“保障技术革新”。由于“不准另行设局”，全国从1882-1891年的十年期间只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了湖北织布官局，张之洞凭借他的势力迫使李鸿章让步，他电询李鸿章：“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0，第37页。）。李鸿章的复电没有正面答复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没有明确干涉张之洞设纺织局。但除此一家，没有出现过别家合法的民营纺织厂。华人办厂一直延迟到甲午战争之后，由于《马关条约》明文允许外人来华设厂，洋务派垄断不了，华商才能乘机办厂，杨宗濂在无锡设立了业勤纱厂。由于机制纱布利润优厚，他很快发展成江南新兴的机制纱布民族资本家，参与“分洋人之利”。可见封建政策一旦“松绑”即能发生明显的进步作用。
二
“十年专利”究竟是维护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还是起了阻碍作用？这是目前评价分歧的一个焦点问题。
有些论者也许认为“十年专利”政策虽然“不准另行设局”，但是“准华商附股搭办”，华商可以采取附股的办法发展资本。不错，这条规定当时的确迷惑了部分华商，他们掏钱附股。“织布局筹备创立后，收到股银五十万两（每股百）”，可是，结果如何呢？“任事人任意挥霍，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4页。）由于布局“办理不善，闭歇将及五年，所有股票几同废纸。”（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5页。）经办官员龚寿图“假称亏折，蓄意诳骗，将来招股，势必观望不前。”（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6页。）龚寿图又“揭郑观应擅挪公款，受押股票，利则归己，害则归公。”（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7页。）龚寿图、龚彝图兄弟主持局务时，将原有股票称为老股，另设新股。老股每股加价银三十两以辅助新股，不愿者以三股折作一股，换给新票。这个规定大大地损害了老股东，大量老股东不愿加价，甘受“拼股”。有的股东满怀怨气在《申报》公开刊登启事，要求“旧帐揭清”，警告“愿办其事者反躬自思，勿以人可欺耳。”（注：《申报》，1888年7月13日。）然而总办其事的官僚，倚靠李鸿章的支持，相应不理。参与新股的人大多与官场有密切关系，他们互相勾结，利用特殊地位鱼肉商股。这种情况当然使已附股商人寒心，欲哭无泪，未附股商人裹足不前。“十年专利”政策名为允许商人附股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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