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内部动力之二：城市工业化。

正如马克思在论及工业问题时曾指出的那样，“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7](p.671)。工业化给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化促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经济功能的专业性城市的崛起。从1894年南通、无锡、常州纷纷建立起民族工业企业至抗战爆发，仅仅44年的时间里，三地近代民族工业已获得了很大发展，工厂总数增加了5至6倍。各行业企业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轻工业占绝对优势的结构特点已开始显露。[2](pp.31-34)到1937年长江下游区域近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时，无锡、南通、常州已形成了以纺织、缫丝、面粉三大行业为主的近代轻工业较为发达的三个城市。

其次，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经济组织的近代化。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打破自然经济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合，通过专业的分化、竞争和生产的集中而形成新的联合，产生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经济组织。南通大企业系统即是这类经济组织的典型，从1895年大生企业系统诞生到1922年达到鼎盛，它已拥有资本2483万两白银，各种企业40家。企业种类涉及棉纺织、垦牧、机器制造、食品、火柴、印刷、公用、交通、金融、海外航贸等十几个领域。通过这些企业的建立，南通城市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无锡工业化形成规模则与无锡六大资本集团竞争、发展，各尽财力智力，使无锡城市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密不可分。

第三，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外部系统的扩大。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不但带动了各城市经济的增长，促进长江下游区域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城市外部联系也进一步扩大。除前述区域市场化中谈到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以外，三个城市工业化还加强了与周围农村地区的联系，个别城市甚至还扩大了它们与国外的交往和合作。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命运实际上与南通农业土布织造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大生”生产的机纱12支粗纱，为通海地区农村手工织业所需，机纱产量的增加，供应给当地农村，大大促进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发展。而农村织布业的飞跃发展，对机纱需求量猛增，反过来又促进了大生纱厂的壮大。这样，在城乡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植棉、机纺、手织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结构。南通的商业经营也向购棉、运纱和推销土布方面倾斜，其最终结果是使南通城市经济成为名符其实的棉业经济。同样，无锡工业也与周围乡村农业紧密联系，特别是缫丝业的发展，不仅使无锡农村普遍栽桑饲蚕，成为主要副业，而且促进了缫丝副产品的发展，促进了桑苗、桑叶、蚕种、干茧、生丝、丝织业的买卖和运输业的发展。无锡农村日益依附于城镇。

工业化，还加强了一些非条约口岸城市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交往。如无锡薛氏资本集团积极开拓国际生丝市场，在国外直接设立销售机构，外销自己的产品，在旧中国蚕丝对外贸易史上开创了摆脱洋行束缚，开拓外贸市场的先例，有力地促进了无锡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探讨，我们认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发展存在着独有的特征：

1、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是多元动力有机整合的结果。不同动力的整合，造就了城市不同的近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动力的整合，导致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发展动力时曾认为，历史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推动，它是“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8](pp.478-479)依据这一“合力”理论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我们不难发现，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推动力正是多元动力因素的“合力”所构成，而且这些作为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和力量不是这些动力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整体，相互促动实现着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影响。其中，外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后果，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的信息。它将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陷入了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既不能阻挡它们的进入，又不可能使其获得正常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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