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的发展。这一特点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虽然没直接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侵略，但通过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还是感受到了欧陆风雨的侵袭。作为长江下游区域及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优越的区位使上海有效地向南通、无锡、常州等非条约口岸城市甚至更低层的区域腹地——农村集镇辐射着它强大的经济能量。在大城市——非条约口岸城市、条约口岸城市——城市腹地（农村）之间进行着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能量交换，其直接结果就是作为城市间、城乡间经济联系的枢纽交通运输业大发展，并且商品交换更加频繁，逐渐改变了非条约口岸城市传统商业的结构形态。区域内城市贸易的加强，又带动了一大批头脑灵活、善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一方面他们“设厂救国”，以实业拯救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又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兴起了19世纪20年代初创办新型民族工业的浪潮，开始了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化继续进行的同时，商业化在传统商业转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积极因素，走向越来越依赖于近代城市工业、越来越服务于近代民族工业的道路。这样，工业化、商业化互辅互动，共同推动着非条约口岸城市功能和结构向近代化方向转型，同时也对城市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服务业、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非条约口岸城市在诸多动力的相互整合下，逐渐走向城市近代化。
当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配置、受西方资本主义排挤程度大小等条件的限制，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个城市所承受的作用力也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推动城市发展动力组合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近代城市发展道路。比如南通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称这种道路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以儒家社会伦理为指导，联合南通各政治力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南通正是这样在个人、政治、工业、商业、教育等各种社会力量组合下形成一股推力，在有影响力的个人力量牵引下走向现代化的。有影响力的个人因素、工业化因素在这一组合之中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动力。其结果也使南通成为苏北东南地区的区域中心。
无锡则是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立势会”，使无锡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从整个城市的发展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近代规划，无锡城市近代化未能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机整合，这与无锡过度工商业化和强调自由发展有密切联系。不过无锡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加上自由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的竞争局面，也使无锡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层层重压的缝隙中挣扎出来，成为近代中国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近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左邻右舍，包括条约口岸苏州、南京等，并且替代常州而成为苏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有另一条轨迹，这是一条在没有外国企业直接挤压，没有官僚资本吞噬的条件下，由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地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建立起近代纺织染业，实现地区初步工业化的道路。由于部门单一，起步又晚，再加上资金不足，常州近代化在工业化、商业化等方面的动力相对较弱，发展水平低于无锡、南通等地。
2、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内部动力起了决定作用，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和立意创新，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多元化的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中，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区域市场化、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而商业化、工业化则构成了最重要的内部动力。从城市功能发展的角度来看，南通、无锡、常州共同的特征是轻工业城市性质的形成主要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众多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则是依靠开埠发展对外贸易为动力。尽管这类非条约口岸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江下游区域城市市场网络、交通运输能力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却只能以中国内部的城市化动力为依据。这些外部动力只能是作为一种助动力，将工业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质优商品带给非条约口岸城市，进而从物质文化层面施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只有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城市才能从传统的形态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过渡。而且在这种渐进过渡过程中，由于工商业的独特演变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出现近代工商业与传统工商业互补共存的多层次结构。近代工商业既以传统的工商业为基础，利用传统工商业的资金、原料、技术、生产组织以及市场条件，又对传统的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淘汰，形成了对传统工商业共生并存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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