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条约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是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开放的。据统计，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辟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五口为开端，至1922年，中国先后开放的商埠共计79个。[1]相对而言，那些由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城市、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及工商业城市则被纳入非条约口岸城市之列。按此分类，长江下游的近代城市中，条约口岸城市主要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非条约口岸城市则包括无锡、南通、常州、扬州等，其中无锡、南通、常州三座城市在近代中国众多条约口岸城市中曾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从而成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业振兴发展起来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并且还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增加了一抹亮色。近年来，关于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问题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纷纷就这些城市发展的原因、转型的过程及特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本人不揣浅陋，愿以此三城市为例，就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动力进行一番考察与研究，以便进一步探索中国不同类型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从而为相关城市的今后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笔者以为，推动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间接推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与众多近代中国城市一样，最初的动因是来自随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冲击力。不过这一冲击力对于条约口岸城市而言是直接的，对于非条约口岸城市却是间接的，而且当它以商品输入的方式到来时，非条约口岸城市原有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遭到了严重打击，传统文化、传统生存方式不能再按原样一成不变地维系下去了，于是，一批抱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先进中国人，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技术，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并兼具中西色彩而进行的社会革新。这种革新“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外来影响自发地产生，也不是全面移植，它是在列强的侵略威胁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双重刺激下，由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进行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革新”。[2](p.123)在南通，张謇在“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厂约》）思想指导下，加快向西方学习，以“实业救国”，创办大生纱厂，揭开了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序幕。在无锡，以荣宗敬、薛南溟为代表，一批头脑灵活的货币财富积累者看到创办近代工业有利可图，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了解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重点投资创建纺织、面粉、缫丝三大工业，由此开始了无锡城市近代化道路。常州近代化的起步，也是为了适应洋布的竞争，由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机器设备，将传统的手工工场引向近代纺织工业，并带动其他行业而发展起来的。

2、外部推动力之二：长江下游区域市场化。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近代区域市场体系在长江下游区域逐步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内地辐射的，并以条约口岸南京、苏州、芜湖、宁波等城市和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形成二级市场体系。第二级市场体系下还有第三级市场体系。正因为长江下游区域市场体系的存在，作为第二级市场体系中非条约口岸的南通、无锡、常州，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不与本区域内第一、第三市场体系发生联系。

上海的辐射作用对于通、锡、常城市近代化至关重要。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以近代贸易的观念首选上海作为开埠通商城市，短短十几年就使它拥有取代广州成为全中国对内对外贸易的“心脏”地位。[3](p.139)这便使上海对近在咫尺的南通、无锡、常州产生强力辐射成为可能。大量的外国进口商品、上海本地的产品以后又发展到上海的资金、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信息等，源源不断地向附近的第二市场体系传递，向口岸城市、非口岸城市渗入、扩散，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主要外部推动力。

非条约口岸市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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