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会所办的会刊也对促进同乡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会于1921年6月创办《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每月一期，间有停歇，到1937年7月因上海抗战爆发而停办，共出168期，1946年又复刊。该刊作为宁波“旅沪乡人之喉舌”，刊登了许多有关同乡会建设和同乡活动的信息，辟有“本会纪事”、“公学报告”、“水灾急赈会纪事”、“七邑拾闻”、“旅外同乡近讯”、“明州轶事”、“案牍”、“学务”、“经济”、“专件”、“谈丛”等栏目。[8]这些栏目所刊登的内容，或引导和号召同乡加入组织；或向广大同乡通报同乡会的组织和活动状况；或为全体同乡提供各地同乡和故乡的状况；或发表同乡人士的会务、商务和政见言论。这一切，对增强同乡的团体观念、互助意识、信息沟通、公益活动都颇有益处。

在职能机构设置上，由原来的董事总管，各帮轮值制度转变为专职机构分工负责制度。四明公所的业务管理是没有专职机构的，由董事总管公所的一切重大事务，以掌管公所的银钱和善举为主；日常事务则由各帮所推选的司月董事按月轮流当值，以管理商业事务为主；公所内的专职管理人员只有两名，分管账务和杂务。[9]

宁波旅沪同乡会则设立了各种专职机构，分工负责各项工作。成立之初就设有审查、评议、文牍、经济、会计、调查6 科。[10]1928年之后，根据会务扩展的需要，新设基金委员会、建设股、教育股、评事股、调查股、土物陈列股、社交股，办事科室由原来的6科改为4科。[11]这种职能机构设置状况，既表明职责分工明确，也表明会员的各项活动在有关职能机构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展开，机构设置与其“救生”功能相一致，完全是一种现代社团的机构设置模式。

 当然，作为现代性社团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并非与作为传统社团的四明公所毫无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在四明公所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作为组织基础的同乡关系和联结网络，在四明公所时早已形成；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选举和入会自愿，四明公所亦有程度不同的实行。有些事业在四明公所时期已经有之，如难民救济活动，四明公所就有所进行；经济活动则是各业帮会组织的主要业务；职业介绍在同乡私人之间自古有之。同乡会只是把这些联结网络、组织原则和活动加以扩大化、制度化、规范化而已。从四明公所到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变化，不仅显示了宁波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也说明以会馆、公所形式出现的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转变成为现代性的同乡组织，并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他同乡会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与宁波旅沪同乡会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类举。

各籍同乡会成立之后，各籍的会馆、公所都基本上存在，但是它们除了作为同乡的慈善活动机构，或作为同乡会的办公和集会场所之外，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作用也向着同乡会的模式体制转变。首先是宁波旅沪同乡的传统组织四明公所引进了同乡会的组织机制，从1912年起对公所的组织体制进行改革。是年由公所经理沈洪赉发起成立“四明公所公义联合会”，以“同乡各团体、社会各业行号之捐助经费者”为会员。1915年成立公所董事会，选举朱葆三、周金箴、沈仲礼、虞洽卿、严子均、方舜年、方积钰、周鸿孙、葛恩元等9人为董事，其领导成员几乎与同乡会的领导者合而为一了。并改变以往“董事有事始集，未尝定期会”的传统，每年轮流由一位董事值年，总领公所事务。1916年公义联合会召开常年大会，重新制定公所章程，正式确立了公所的新体制。章程规定: 公义联合会设董事6人，“由公义联合会年会选举”；公义会有辅佐并监督公所董事会执行会务的权利，“公所一切事务，均由董事会及公义联合会董事协议决定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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