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15年新建的洞庭东山会馆，将原有的“莫厘三善堂”和新成立的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合成一体，从而开始改变会馆传统的单一“救死”功能，兼顾“救死”和“救生”之事。在组织原则上基本采取了同乡会的方式。旅沪同乡之人只要到会馆报名注册就可成为会员，均有选举、被选举、参与会务、议决事项、要求保护的权利。会馆的领导者都由会员选举产生。会馆内设有查帐、文牍、庶务、会计、调查、检查等办事部门。[13]

上海广肇公所，在民国以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方法，董事由全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再由董事选举会长，还实行了候补董事制度。[14]

20世纪20年代以后，同乡会馆不仅在组织模式上而且在功能作用上与同乡会无甚差异，“救生”已成为其主要功能。先让我们来看看上海江西会馆在1925年制定的新章程。在组织模式上，其会员资格和权利规定为: “凡在上海有职业之江西人，年纳捐在五十元以上者得为会员；曾纳特捐在百元以上者得为特别会员”；有选举、被选举、交纳会费、条陈会务、商请开会、公议决定、申请援助、同享公益的权利和义务。其董事由会员投票选举，值年董事由董事推举，董事会下设立坐办、文牍、书记、会计、庶务、调查、交际等办事人员，并各有明确规定的职责权限和任职期限。在功能作用上，则明确规定: “以维持公产，增进赣人工商业务利益为宗旨”，已从以“救死”为主，改变成以“救生”为主。无论在组织上和功能上，几乎与商会一模一样。

再看上海泉漳会馆于1939年订定的新章程。除了在组织的民主原则方面与上述的江西会馆类同之外，在组织模式上与1928年以后的同乡会一样已改组为理事会制，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以理事会为会务执行机关，以监事会为监察机关，更显示出一种新的组织体制。其“救生”的功能也更为明显。不仅规定其宗旨是:“联络同乡感情，共谋生产事业之发展，团结互爱精神，巩固生命财产之安全”，而且明确规定应办事务为:“1、保护旅沪同乡业务上之权益，及顾全同乡之生命财产；2、设立泉漳学校，培养同乡人才，促进泉漳文化并指导同乡子弟来沪求学；3、设立泉漳医院，施救旅沪同乡之贫病及施舍医药；4、设立泉漳恤济院，酌情施济旅沪同乡之孤寡贫弱老弱无能，及施济同乡流落者之返乡路费；5、设立泉漳书报社，搜集与同乡有关系之书报，以供众览；6、设立泉漳公墓及殡舍，并酌情施舍棺木；7、调查各种实业精详计划，分别汇编介绍同乡集资兴办；8、调查各种国货及土产，编辑说明介绍同乡与国货厂家合作推销；9、其他应该事业。”[15]除了第6项为“救死”事项之外，其余均属“救生”之事。

 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产生为起点，现代性的同乡会组织自民国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开来，而且使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渐引入同乡会的组织体制和功能，既表现了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也反映了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益于旅外同乡的利益自维，而且有利于旅居地及故乡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注释：

[1]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2] 参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

[3] 《宁波旅沪同乡会征求会纪事》，《时报》1916年6月28日。

[4]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

[5] 《本会历届征求会员成绩比较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6] 《劝用国货之效力》，《时事新报》1915年3月23日。

[7] 吴克强等：《饮誉四海的“宁波帮”》，《僚望》1986年第28期。

[8] 《本会会刊之沿革》，《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

[9] 参见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第180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