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和银行当买办外，还自己投资开办了承茂顺五金号、顺兴昌金号、[11]升顺、顺征等地产公司[12]。尤其是在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的创办活动中，他不只是一般的投资者，而是主要的发起者和策划者，还为这两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发动广大宁波同乡抵制外商的竞争，这不仅表示着他经济势力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他已成为宁波商人集体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办事能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使虞洽卿在清末时已成为上海宁波帮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1910年时，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宁波帮在上海最占势力者三人，曰严(信厚)、曰虞(洽卿)、曰李(云书)”。[13]这说明虞洽卿在上海宁波帮中的实际领袖地位已为宁波帮和上海工商界所公认，使之具备了登上旅沪宁波同乡领袖地位的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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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18页。
[2]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59-260页；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905-911页；《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第16卷，第13-14页、第17卷，第3-4页；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80页。
[3] 方氏世系参见《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
[4] 《宁波同乡会开会续志》，《申报》1911年3月21日。
[5] 《旅沪宁波同乡大会纪事》，《时报》1911年3月20日；《旅沪宁波同乡会职员表》，《时报》1911年3月24日。
[6] 《宁波同乡开会选举》，《申报》1912年4月9日。
[7]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1期，1946年9月10日版。
[8] 《虞洽卿致工部局董函》，《申报》1906年2月18日。
[9]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67、614、637、640、646、653页。
[10]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11]上海商务总会编：《上海华商行名薄册》，第75、175页。
[12]丁日初、汪仁泽：《虞洽卿》，载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13] 悔庵：《宁波帮与源丰润之关系》，《帝国日报》1910年10月18日。
除了虞洽卿之外，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其他董事和会长也都是旅沪宁波商人中的杰出人物，无不体现着选优任能的原则。而且董事和会长每年改选一次，1922年以后每两年改选一次，这样既可以把那些不称职、不尽职或无暇兼顾的已任者随时撤换下来，也可以将新生人才及时增选上去，从而使领导核心始终保持精明强干的状态。如在1918─1925年间，虞洽卿就因事务繁多兼顾不周被改选为副会长，由张让三和朱葆三先后担任会长；李征五、王儒堂、钱达三、方樵苓、陈良玉、傅筱庵、方椒伯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副会长之职。虞洽卿去世后刘鸿生当选为会长。[1]
在组织程度上，由原来的多元联合型转变为统一型。四明公所虽是旅沪宁波同乡的总机关，但它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实体。严格说来，四明公所是宁波同乡的一个慈善机构，主要办理同乡的丧葬和社会救济事宜，只是在遇到有关宁波同乡整体利益事情的时候，才以全体旅沪宁波同乡代表的身份出面活动，即使是慈善活动也大多是各帮各会活动的集成。旅沪宁波人的组织归属和活动多在各帮的组织，如酒帮的济生会、鱼帮的同善会、石器帮的长胜会、海产帮的崇德会、南货帮的永兴会、竹器帮的同新会、木业的长兴会、肉业的诚仁堂、内河小轮业的永安会、马车漆业的同议胜会、铜铁机器业的永生会、马夫帮的集全会、药业的药材帮、煤业的石炭帮等。这众多的帮会组织，不仅在业务上独立管理，在慈善活动上也各成一系，直到1896年以后，各帮会的慈善活动才陆续并入四明公所。[2]
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统一的同乡组织实体。虽然各帮的组织仍然存在，但各业人等只要交纳会费，都可以加入同乡会作为会员，直接参加各项活动。因而组织的成员可以出入自由，何时交纳会费何时就可入会，何时想要出会只要停纳会费即可，会员数量无定额，呈上下波动状态，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成立之初就有2000多会员。由于入会以交纳会费为先决条件，加之不入会的同乡之人在困难之时也能得到同乡会的帮助，因此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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