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同乡会的“救生”功能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别无二致。如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为宗旨”；活动内容包括: 职业调查及统计、举办学校、救助困难、改进习俗、增进知识、调解纠纷、介绍职业、建设家乡、谋求福利等。[6]又如“无锡旅沪同乡会”在1923年成立时，是鉴于以前设立的锡金公所“仅及于调恤殡葬之事，犹未足谋同群之演进也”。成立同乡会则旨在“联络感情、固结团体、谋同乡之公益”；规定其会务范围为: 推行教育、提倡实业、调查状况、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7]再如旅港的潮州人，在上海等各地组建同乡会潮流的影响下，“审潮流之变迁，察环境之情状”，于1928年将原先以从事丧葬、慈善和救济事业为主的香港潮州总工会，改组为旅港潮州同乡会。改变其旧有功能，“以联络同乡情谊，赞襄社会事业，拱护桑梓，努力自治为宗旨”，确定其会务内容为:“甲、赞襄社会公益；乙、拱护桑梓安宁；丙、扶助同乡事业；丁、排解同乡纠纷；戊、联络同乡情谊；己、救济同乡疾苦；庚、领导同乡文化；辛、促进同乡自治；壬、调查同乡状况；癸、沟通同乡消息”。会内设立办公室、学务部、调解部、宣传部、财政部、交际部、慈善部、体育部8个办事机构。开展事业主要是，创办小学2所、开设医院、灾难救济、支援上海抗战、支援家乡建设等。还与上海的潮州旅沪同乡会频频联系，在其会刊上转载广东旅沪同乡会会刊发表的关于同乡会建设的文章，互相促进。[8]

同乡会以谋取同乡利益的“救生”功能取代会馆、公所的“救死”功能，使经济促进作用成为城市同乡组织的主体功能，这无疑是适应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表现了现代社团的主要功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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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史航政编》，第2册，第535页；《创办越东轮船公司》，《时事新报》1914年12月22日。

[2]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83页。

[3] 《舟山轮船公司创立会记》，《民国日报》1922年5月15日。

[4] 《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八届征求纪念刊》，“七邑近闻”第1页；《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15页。

[5]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20期，第17页。

[6] 《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章程》，《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第31届报告》，该会1947年编印，第39页。

[7] 《无锡旅沪同乡会十周年纪念册》，该会 1933年编印，“序”第2页；“十年大事记”第4页。

[8] 《旅港潮州同乡会会刊》，1934年版，第115、138、144、159、164-168、12页。

三、 从传统到现代

除了在组织功能上的现代性特征之外，同乡会还在组织原则、组织程度、组织建置上，日益显示出现代社团的特征，并影响会馆、公所传统同乡组织逐渐向着现代性组织转变。这在宁波旅沪同乡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组织原则上，领导者的产生由原先的论资排辈、世袭继承制度向选贤任能、民主选举的方向转变。四明公所从成立之时起，其历届领导成员虽然基本上都由有钱有势者任之，但明显存在着谁发起谁领导，谁出资多谁掌权，乃至家族继承和各业代表轮流当值的传统社团管理原则。就是在1916年新订公所章程中，还保留着这一原则，明文规定:“本公所设同乡董事会，以创办人后裔及原有董事组合之”。[1]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公所在1797年成立时，由钱随、费元奎、潘凤占、王忠烈等4人发起，亦由他们执掌领导权。到1809年时，大约前任4人故去，继任的董事者为王伟，他无疑是王忠烈的后人。到1831年，因公所修造和扩建，由谢绍心、方亨宁(字建康)、方亨黉(号介堂)、庄锦4人出面集资，主持其事，公所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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