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转到了他们4人的手上。此后，四明公所的董事中虽有一些其他商人大家族的人加入，但方氏族人一直是主要的董事。1836年，方亨黉、庄锦2人先后去世，遂各由其子弟方椿(原名仁荣，字灿然，号梦香)、庄钜继任。1855年方仁照(字润斋)接替方亨宁为董事。1874年方椿去世，由其侄子方继善(谱名义章，字子谦)继任董事到1898年去世。方继善死后，公所的首席董事地位转归严信厚，但方氏家族的方积钰(字式如)仍是公所的司年董事之一。民国以后，方舜年、方积蕃(字椒伯)仍担任着公所的董事。[2]方氏家族可以说是四明公所的终身董事。而且在方氏家族的四明公所董事职位继承过程中，几乎把四明公所当作其家族的一份重要家业，一直实行着长房继承的原则，如继承方亨黉的方椿、继承方亨宁的方仁照，均非他们的儿子，而是长房方亨学的第四子和第二子；方继善虽是方仁照的长子，但是仁字辈长房方仁和早死无嗣，方仁照已由二房继承为长房；方积钰则是方继善的儿子；直到民国以后，才有仁字辈七房方仁孝的第三子方舜年，第二子方崇年的长子方积蕃进入四明公所董事会。[3]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领导者选任，则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做法。领导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全体会员直接投票选举董事，再由董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和理事长，且担任会长副会长者都与会员大会选举中得票多少相一致；当选者的条件已不以资历为主要，而是以才能和社会地位为主。如在1911年3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第一届董事时，由参加成立大会的2000多名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以得票多少依次产生董事和常务办事员57名。其中得票最多的前3名沈仲礼、虞洽卿、朱葆三分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周金箴、李云书、严子均、方樵苓等20位著名宁波商人为会董；[4]而原发起者施嵋青、钱达三、谢蘅牕、陈蓉绾、陈韵泉等都没能当选为会长和董事，只与其他入选人员一连担任常务办事员之职；[5]老资格的四明公所领导者方家和严家等人也都没有被选为会长和副会长，而是年令相对较小，资历相对较浅的虞洽卿被选为副会长。1912年同乡会举行第二届选举时，虞洽卿当选为会长，沈仲礼、朱葆三为副会长。[6]1913-1914年间又改选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李征五为副会长。此后，除在 1918-1925年间的6届由张让三和朱葆三各担任3届会长，虞洽卿改任副会长之外，其余各届的会长或委员长(1927年起)都由虞洽卿担任。就是在1941年他内迁大后方之后也仍兼着理事长(即会长)之职，一直兼任到1945年去世为止。[7]这无疑是出于对虞洽卿的才能和实际社会地位的选择。
虞洽卿介入宁波同乡组织领导层，可以说始于1898年的“四明公所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给四明公所的领导者们出谋划策，为四明公所抵制法租界强占公所之地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既显示了他的才能，也提高了他在宁波同乡中的声望，不久被推举为四明公所的董事。此后，虞洽卿在宁波同乡乃至上海工商界中的声望和地位进一步提高。1905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在审理一中国官员家属黎黄氏案件时，发生英国陪审官和捕头对中国会审官侮辱和行凶之事，为此上海工商界举行集会、罢市活动以示抗议，并提出撤换英国陪审官、惩办行凶捕头、释放黎黄氏等要求，史称大闹公堂案。在这一事件中，虞洽卿不仅领衔代表上海工商界致电清政府，要求据理力争上海工商界所提出的条件，而被上海工商界推举为四名谈判代表之一，与当时既是上海工商界领袖，又是四明公所主要领导人的前辈商人周金箴、朱葆三、施子英并列其名，并态度最为坚决，办事最为认真，终于使工商界所提出的要求得以基本达到，他也开始成为上海工商界的名人。同时，虞洽卿也开始受上海工商界的重视而在社会活动中不断露面。除了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总会的会员之外，还在1903年被中国教育会推举为评议员，与蔡元培、陈范、吴敬恒等11位上海名流文人并列其名。在1906年因大闹公堂案引发租界华商组织华商公议会参与租界管理的活动中，以得票最多当选为公议会总董，后因商务繁忙辞去总董之职，作为7名董事之一。[8]同年，又创办上海华商体操会，为上海商团的产生打下了基础。1907年，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同年，又当选为“商办浙路甬属集股处”的7名干事之一。1908年，与席裕福等商界人士一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不久，法租界商品陈列所成立，他被推为董事之一。[9]1910年在清政府举办南洋务业会时，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出任劝业会的副会长。[10]这些社会活动，足以表明虞洽卿已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名头面人物，而且具备了沟通华洋商界和政府的能力。此外，虞洽卿的经济势力也在逐渐增加。除了先后在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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