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进旅沪同乡的经济发展方面业绩更为显著。最突出的表现是支持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竞争之事。1910年当同乡会成立之初，便遇上宁绍轮船公司受太古轮船公司跌价竞争，“处于亏累日甚，朝不保夕之危境”，于是由施嵋青、徐乾麟、孙梅堂等发起，利用宁波旅沪同乡会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维持会采取三种方法支持宁绍公司与太古公司竞争。一是利用同乡关系号召宁波和绍兴人支持宁绍公司，形成“宁绍人众志成城，总以货装宁绍，人乘宁绍”的局面。二是帮助宁绍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由维持会干事员义务“轮班随船稽查，举凡轮行之迟速、水脚之多寡、茶房之勤惰，由随船员填写报告册，随时改良，渐臻完备”。[19]三是向同乡募集资金为宁绍公司提供亏损补贴和发展资金，不仅募集现金10余万元直接补贴公司的损失，而且通过推销“公债式之股票银35万两”，公司“反得添造新宁绍轮一艘”。不仅迫使太古公司放弃“独占沪甬航权之野心”，而且使宁绍公司在竞争中得到发展。[20]

虞洽卿的企业经营活动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同乡关系。虞洽卿的立脚之地是三北航业集团，从1913年起开始筹建，有关论述都把它看作独资公司，其实也招有同乡人士的股份。三北集团的第一个企业是三北轮船公司，《交通史航政篇》记载其集资过程说:“本公司资本之集合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次创设时期，即民国三年，计招股二十万元，每股一百元，由创办人先认十四万元，均收足。第二次增加股本时期系自民国七年三月起，添加股本八十万元，合为一百万元，均收足。第三次增加股本时期系自民国八年五月起，又添加股本一百万元，合为二百万元，均收足”。从这段记载中所用的诸如“资本之集合”、“创办者先认”、自某年某月起、“均收足”等词中，可以看出三北公司的资本绝非完全出于虞氏一家。第二个企业是鸿安商轮公司，该公司原系英商公司，“民国八年一月由虞和德(洽卿)等集合资金，将公司英商股本悉数购回”，改组而成，“资本共计四十五万元”[21]，不久又增资为100万元[22]。这则记载又说虞洽卿购买鸿安英商股本的资金系集合而成。第三个企业是宁兴轮船公司，由虞洽卿的儿子虞顺思出面与人合作，于1919年建立。[23]这些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说三北集团的资金从同乡中招集，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招股份；再者，三北集团的大规模扩展是在1918和1919两年，在两年之内，光靠虞氏自家资本不可能一时聚集近300万元的资金，因此其中有同乡投资可以肯定。当然，虞洽卿及其家族是三北集团的主要投资者，但是他们(特别是虞洽卿本人)的投资资金的筹集，主要并不是出自自有资金，而是通过同乡关系向四明银行贷款。由宁波同乡集资创办的四明银行是三北、宁绍等宁波商人所办的轮船公司的金融后台，虞洽卿又是人所共知的“借债大王”，在扩展三北公司、收买鸿安轮船公司的资金和公司周转资本中，不可能没有四明银行的借贷资本，尤其是在1919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更是依靠了四明银行的贷款。三北公司大多数船只的购置资金都是向四明银行作抵押贷款而筹措的。到1929年时，公司欠四明银行及敦余庄、义兴庄等7个户头的债款已达65万两规银。1936年时，三北和鸿安两公司及虞氏等股东个人名下欠四明银行的债款，本息共计已多达350万元。[24]

虞洽卿的另一个重要企业是1920年创建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其创办过程中同样依靠了同乡的力量。该交易所发起于1916年冬，当时金业、票据业、棉纱业均打算设立交易所，对虞洽卿欲揽证券物品于一体的做法颇有纷争，农商部也犹豫不决，转令上海总商会调查协商。当时的上海总商会由朱葆三任会长，又有不少宁波帮商人担任会董，自然站在虞洽卿一边，使之得以照原计划创办。该交易所虽由上海工商各业联合组建，但其中的主力是宁波商人。如在担任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和监察人的21人中，宁波籍人员占12人，还有3名与宁波帮关系密切的浙江吴兴和杭县人。24名发起人中，至少有宁波人10名，还有3名吴兴人。由发起人认领的9900股股本中，宁波和吴兴人有6400股，占总数的65％。[25]可以说没有宁波同乡人士的支持，虞洽卿的交易所是办不成的，他也曾打算发还已招集的股本停办交易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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