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62、163、561、572、596、642、694页。

[15] 《民国日报》1919年7月1日；7月9日；10月12日。

[16] 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17] 《旅沪宁波同乡大会纪事》，《时报》1911年3月20日)。

[18] 《宁波旅沪同乡会月报》第73期，“各埠同乡消息”第1页。

[19]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39页。

[20] 《何端芝编著旅京同乡会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第139期。

[21] 庄祥麟：《南京四明公所史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94期。

[22]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6-2117页。

[23]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卅运动在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24]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38-41页。

[25]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712页；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26]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62页；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823页。

[27] 中央民运指导委员会编：《全国民众运动概况》，该会1934年版。

[28] 区少轩、陈大同、麦显扬主编：《香港华侨团体总览》，国际新闻社1947年版，第4章“邑侨乡会类”。

二、 从“救死”到“救生”

城市同乡组织模式从公所、会馆到同乡会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名称上的改变，而是由传统性组织向现代性组织的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它们的组织功能由原先的丧葬祭祀功能转变为事业促进功能。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二届大会上，副会长沈仲礼的演说词中指出四明公所和同乡会的不同功能说: “四明公所系救死事项，同乡会系救生事项，鄙意救生较救死尤为切要”。[1]这句话不仅指出了这两种组织功能差别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同乡会的重要性所在，也符合事实。

设立四明公所的最初目的是为旅沪的宁波人死亡后有一块安葬之地，后来又增加停棺、施棺之事，兼及难民救济，其主要功能就是安抚死者，即所谓“联乡谊而安旅榇也”，[2]也就是“救死”。其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亦大多为此而展开，如购买地产是为了开辟义冢，扩建房屋是为了停放灵柩，反对法租界强占其地是为了保护义冢，募集款项是为了施赊棺木。公所内还建有关帝殿、土地祠，通过供奉和祭祀神灵活动，祈求神灵的保护，进而增进同乡的凝聚力。

设立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出发点则完全与“救死”无关，而完全是为了“救生”。原先四明公所所从事的一切“救死”和祭祀活动，同乡会一概不做，其章程明确规定自己的事业范围是:“一关于同乡职业调查及统计事项；二关于同乡子女教育及社会教育事项；三关于同乡救助事项；四关于改进同乡习俗事项；五关于提倡学术增进知识事项；六关于同乡排难解纷事项；七关于同乡之职业介绍事项；八关于促进本乡建设事项；九其他关于同乡之福利事项。”[3]综观这些事业的内容，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保护同乡的利益；二是提高同乡的素质；三是促进旅沪同乡和故乡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致力于同乡自身的进步及其事业的发展。这无疑是现代社团的主体功能。

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存在的35年中做了不少“救生”事业。1946年，该会在总结其事业成就时说: 除了照章开展各项事业之外，“至其他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苟为同乡福利之所在，靡不悉力以赴，而于桑梓之事业，尤加注意”。[4]下面就让我们对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重要活动作一些具体考察。

在保护同乡利益方面，主要是帮助同乡之工商业者协调债务纠纷案件和同乡难民救济工作。每当同乡所办企业受人欺诈，或因经营亏损和倒闭而发生债务纠纷之时，同乡会往往出面为之调解，平息纠纷，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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