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会在协调同乡商人的债务纠纷中，并非不讲原则地一唯袒护同乡商人，而是以公平合理的精神帮助其平息纠纷。这除了在处理李家案件中已有所表现之外，更明显地表现在协调镇海叶家的债务纠纷案件上。1899年叶澄衷去世，生前因办理慈善和公益事业较多，欠下一些债务，加之其子孙不善经营，又“日事挥霍”，到1911年时叶家所办各钱庄发生资金周转危机。于是叶家子孙便多次以家产作抵，向各钱庄和外商银行借款达350多万两，曾以加入葡萄牙和日本国籍的手段企图逃避债务，但未能得逞。叶家曾托人与财政部磋商解决办法，财政部“允发公债票五百万元，交叶氏抵补各行号欠款，将此项(所抵押)不动产全数赎回，归中国银行卖得现银充作资本”，并由上海总商会向中国银行作保。但不久财政部改变原定协议，致使叶家债务案仍悬而不决，也使总商会会长几乎辞职。[7]这时宁波旅沪同乡会又出来力图协调此事，由会长虞洽卿领衔致电政府:“以叶澄衷因办学堂及其他公益，欠债甚多，其子无力偿还，请政府发五百万元之债票为之还债，而以叶之财产抵还政府”。[8]此事最后虽然没能成功，但同样显示了同乡会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帮助同乡商人平息纠纷的意图。

1922年，同乡会又在平息轮船招商局的傅筱庵被控事件中发挥了保护作用。是年，因招商局内部的派系矛盾，发生托名股东张士记，向交通部控告傅筱庵“草菅人命、败坏航政、舞弊营私、侵占公产”等罪名。北洋政府遂下令拿办傅筱庵，并派员前往彻查，[9]意欲乘机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北洋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招商局股东们的强烈反对。由于宁波商人入股于招商局者为数颇多，加之傅筱庵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因此同乡会首先作出反映，“召集特别会董及董事朱葆三、虞洽卿、周金箴、谢蘅牕、盛竹书及理事李征五等50余人，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致电总统府、国务院“严加质问”。其电文说: 傅筱庵“群众信仰，经商沪上，向不干预政治......即以董理招商局而言，平日处事质直公允……该部不察情由，但凭片面之词，据以呈请，滥用职权，罗织人罪，群情愤激，人人自危”。[10]既竭力为傅筱庵辩护，又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撤回查办成命。同时，一些宁波籍股东还领头发起成立了招商局股东维持会，由朱葆三、谢蘅窗先后任会长，一方面追查事实真相，一方面通电政府反对和拒绝查办。[11]接着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百老汇路商界联合会、五金业同业公会、镇海县商会等相继开会，并通电表示反对。[12]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撤销查办，既使傅筱庵在招商局的地位更加巩固，也保护了全体商股的利益。

此外，同乡会还做了许多救济同乡贫民和难民的工作，帮助他们谋生，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同乡会在成立之初的1911年6月就设立免利借款局，向无业、失业和流落沪上的同乡发放无息贷款，帮助他们解贫谋生。同时还开展了资助遣返清贫同乡回籍的工作，仅1928年一年就资遣清贫同乡回籍1750人。同乡会附设的施诊所，则免费为同乡诊病，对贫困者免收药费。辛亥武昌起义之时，同乡会派出轮船驶赴汉口，“搭载同乡老弱妇孺返甬”。1932年“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中，同乡会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广大被难同乡，并组织救护队参加战地服务。[13]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当日，同乡会就“组设特种委员会开始办理战时救济同乡工作，历时三月”。还成立10个救护队，每队20人，分为随车救护、收容供应、情报、轮船、医药等组，并在四明公所和定海公所设立2个收容所，办理收容同乡难民和照料返籍同乡之事。[14]又出资租用轮船4艘，先后无尝遣送回籍同乡难民20多万人。1938年 9月，虞洽卿“发起组织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设筹备处于本会”，不仅救济同乡之难民，也向全体上海的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15]

在提高同乡素质方面，最突出的成绩是开办学校和设立奖学金，设法培养新一代的同乡子弟。同乡会的办学活动始于1913年，首先在同乡会事务所内创办一所初等小学，不久停办。1914年恢复办学活动，并创立学务基金会，以谋长久之计。当年11月22日创办宁波旅沪第一小学于七浦路。1920年又增设小学3所。以后陆续增设，到1928年时已扩展至10所小学。1937年时已毕业学生4000余人，在读学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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