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注：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载《熊本法学》第73号(1993)。）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注：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编，第102页。）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⑧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于是，他密令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注：《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5卷，第33-34页。）到5月29日，陆奥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探听朝鲜政府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探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急派书记生郑永邦访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一面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袁世凯。翌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勘”的迫切愿望，以诱袁世凯上钩。袁世凯果然上当受骗，电禀李鸿章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东京博文馆1915年版，第250页。）就在当天，日本内阁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实，到6月3日，朝鲜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再到6日，清政府才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所部910人乘海轮赴朝，并与当天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第3款知照了日本政府。而在事实上，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的前一天，也是中国正式派兵赴朝的前4天，所以说日本是被迫出兵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看，也可证实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时，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川上操六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稍后，又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5月30日，伊知地返日本汇报情况。川上遂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政府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护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注：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南京书店1932年版，第68页。）同时秘密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显而易见，此与陆奥宗光的意思不谋而合。当天，陆奥就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议。31日，他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若不早做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可见，就陆奥本人而言，早在内阁会议的前两天就决意出兵了。“六·二出兵”是出于被动还是先期预谋，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复次，从日本出兵的规模和部署看，也不能说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内阁作出“六·二出兵”决定的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势必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估计中国所派军队不会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派6000至7000的兵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迄于7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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