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呢？实在不能不令人寒心。”（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以上所言，诚为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日本会放弃其扩充野心而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看到。明治维新以来，迄于甲午战争，日本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含有很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成分。试看1987年日本发兵入侵台湾时，他的军备能够独立吗？显然不能够。尤其是当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时，不仅在军备方面说不上完全独立，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战争才打了二三个月，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日本已经筋疲力尽了”。（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895年1月4日，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曾就日本的财政形势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的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c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Bethesda),1989.）
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它证实了许多中外人士的预计，如果中国能将战争久持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上述情况在在说明，无论是日本在1874年发兵侵台，还是1894年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足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的和平目的，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理由是相当片面的。当时日本许多媒体鼓吹战争，甚至叫嚷要灭亡朝鲜。“冲其巢窟降其王”，“蹂躏八道意气扬”，并进而侵占中国，“何不蹂躏四百州”。（注：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这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过，信夫清三郎把这些战争叫嚣都视为非主流观点，他特地引证了能够“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和“具有权威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两篇关于出兵政策的社论”：第一篇是6月9日的社论：
“政府最后决定向朝鲜派兵。若干支戎马不日将向汉江进发。而且，清国军队也已经进入朝鲜。我们希望我国的自我克制之师，不久将满载荣誉与和平凯旋。这次派兵，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在朝鲜的侨民。日本对朝鲜绝无任何企求。因此，事平之后，按照《天津条约》，与清兵一起撤退，不复留防，此乃理所当然。其结果，我们只想使朝鲜恢复到发生叛乱前的状态。我们岂能以一种局势的变化而危及朝鲜的独立呢？我们只是依据历来的政策主张，努力保护朝鲜。……既然我国的派兵目的如此，我国的对韩政策如此，派遣将士，无论陆军和海军，都须以和平为目的进退运动。”
第二篇是6月12日的社论：
“向韩国派兵的目的，正如我国陆海军当局允许公开披露于报纸所言，主要在于保卫公使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从明治15年（1882年）《济物浦条约》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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