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日日新闻》作为日本政府的喉舌，反复发表社论大讲出兵的目的，只是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不可信以为真。何况对这两篇社论也要作全面的理解，就是它们在宣传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同时，也偶而透露出其潜藏的杀机。例如，6月9日社论称：‘关于朝鲜问题，日本应向天下表明处以仁义之地，努力使我国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为此，无论以哪一国为敌，以我日本帝国一贯的侠义政策，断不可逃避之。”6月12日社论则称：“当然不可为和平而损害荣誉。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我节制之师亦不得不为帝国荣誉而勃然大怒，不可不决然而断，猛然而行，以雷霆之势击之。”（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1页。）这两段看似附带的话，在社论中很不起眼，而且文字也比较婉转含蓄，其实正点出了日本出兵的真实目的：借此机会挑起战争。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故靠引证日本政府喉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社论，取其一部分内容而加以片面理解，以此说明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的“六·二出兵”只能限定于和平的目的。信夫清三郎引用了刊载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段话：

    “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而且，为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中国注意的问题也与英国相同。另外，关于中国同缅甸的边境，或者在新加坡、婆罗洲和香港，不仅需要使中国人服从英国的规定，以维护和平，而且，只要同中国建立了和睦关系，关于移民的事件，中国才能给英国移民部以方便，这些地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大的殖民地一样，就不会出现危险的斗争了。”（注：《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版，第14编，第80页。）

    这段话说明中英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害关系。随后，信夫又分析了美国的远东政策。从而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另外，《天津条约》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限制。因为日本出兵朝鲜，若“超出维持均衡的范围”，世界列强就会起来反对，“而反对的法律依据就是《天津条约》”。因此，信夫认为，惟其如此，“日本的政策最终仍不得不停留在‘维护权力均衡’上”。（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6页。）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问题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是绝对不行的。信夫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采取静态的观察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看到，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莫测，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本“六·二出兵”的前后，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正使远东国际形势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例如，俄国政府在甲午战争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直到战争后才决定采取干涉政策；英国在朝鲜纠纷初起时和战争初期始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但不同意干涉。所以，日本政府既决意挑起衅端，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此其一。再就是日本需要一段时间摸清英国政府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对此，日本外务次臣林董回忆说：“在日清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关于宣战问题，总理大臣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海军大臣担心北洋舰队的形势而犹豫。然而，到7月末，英国看到日清间的和平不能维持，于是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朝鲜事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于是宣战。”（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什么叫“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真是如此吗？无非是已经弄清了英国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始拖到7月下旬才开始以兵戎相见了。此其二。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战争政策来说，西方国家可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但也可能起到支持的作用，一切皆以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为转移。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几条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明治维新初期曾担任海军大辅的胜海舟，即曾论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为“无名之师”。（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第1页。）可以断言，无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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