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6月5日，即中国正式派兵的前一天，日本即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大本营。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当时，如果日本止限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顶多派出一个师团的话，那么，从军事指挥上说，有什么必要设立如此庞大机构的大本营？这更是“维护势力均衡”说所无法自圆其说的。对此，只能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6月2日晚上陆奥宗光与川上操六已经达成共识，外务首脑与军事实权人物沆瀣一气，决心趁此机会将朝鲜问题引向对中国开战。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知，关于日本“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是难以令人凭信的。若真象以上所说那样的话，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后为什么不肯撤兵？其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政府又为什么仍令军队赖在朝鲜不走呢？这都是上述诸说所无法回答的。

    二

    对于上述诸说，也可以将其归结为“非战目的”说。因为这些说法尽管用语不同，提出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不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其根据有四：

    第一，是日本假想敌的改变。信夫清三郎认为：“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已是竞相分割以前的假想敌国的西欧各国了。”（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260页。）他引用了山县有朋的两段话：一是1882年山县关于扩充陆军的建议，内称：“现在，欧洲各国距我国遥远，痛痒之感并不紧迫。……而观察我国近邻形势，迅速勃兴，绝不可忽视。……我国欲与之角力者，并非痛痒之感不甚紧迫之国，而在日本之近邻。”这里的“近邻”乃指朝鲜和中国，自无问题。一是1893年山县关于扩充海军的建议，内称：“我们不能不想到，东洋祸机不出十年即将破裂。那时，我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注：见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即《陆奥外交》），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注①。）对第二段话应该如何理解，颇值得研究。从这段话中，并不能得出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成为日本的假想敌的结论。因为山县所讲的“东洋祸机破裂”不是指眼下，而是“不出十年”，应该是20世纪初的事了。所以，据此认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不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了，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1890年山县抛出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即明确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注：日本近代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版，第174页。）这里的所谓“利益线”，指的仍然是朝鲜和中国。可是，对日本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假想敌始终是中国，并不存在假想敌改变的问题。

    第二，是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信夫清三郎专门引用了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于1891年12月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今日军备之不能独立，使本大臣痛苦不堪。”（注：《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1926-1927年印，第1卷，第1491页。）此外，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如称：“在日本有没有钢铁原料呢？除了正在使用的以外，当前还没有陆海军能够使用的原料。……当前仍然须从国外购买。本来此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兵器的独立性，并非主要为了发展经济。然而，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而从国外购买原料，是不可能实现兵器的独立性的。”再如称：“一旦有事，不幸与钢铁供应国开战，或者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或者交通被敌舰切断，则现有的军舰、兵器就会立即出现不足，或者为了维修军舰、兵器，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若如此，怎样才能圆满地保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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