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人田庄。田庄部分属于后金汗、旗主贝勒，部分赐予牛录首领以上的各级官员。每田庄由壮丁13人，牛7头广耕地100垧组成。每庄设庄头一名，负责管理田庄生产。180垧地平均分给庄丁，由庄丁自己耕种收获，维持生活。其余20垧由庄丁共同耕种，收获所得作为正赋上纳，庄丁不得私自迁移，不准开垦荒地。这种田庄参照了后金原有的拖克索制度。庄田上的庄丁实际是农奴，其地位比一般民户低下，他们承受沉重的剥削。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一份耕地，有独立的经济。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尽管对于辽东汉民来说，这是一次生产方式上的倒退，但对于后金统治者来说，是从原来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大量原封建制度下的辽东汉民下降为后金统治者的奴仆，这是汉民所不能忍受的，因而引起大批辽东汉民逃亡。

其二，强化八旗组织。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化其八旗组织。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纳入了八旗之中。至于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文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编人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的原则，除了俘虏仍作女真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都被编为民户。这些汉人民户和那些移来的女真自由民一起，逐渐都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令去盖州、威令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的5牛录额真全面调查5牛录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那些穷苦的归降汉人被逐出了八旗的牛录。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那些编人八旗的汉人民户，尽管其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人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被编人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该城管辖下的地方民人，一切听从新任命的官员，兵丁仅服从该营的额真。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这时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民户，则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兵丁与民户逐渐相分离的趋势似已出现。此外，努尔哈赤时期，为强化其权力，八旗旗主均由其子侄八和硕贝勒分掌。他们以努尔哈赤代理人的身份统治八旗，最后一统于努尔哈赤。其晚年又明确规定，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他的继承人亦由八和硕贝勒中挑选。八和硕贝勒就成为八旗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在各个旗内，分置官属，统辖兵民。旗主和旗民之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

努尔哈赤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努尔哈赤力图将其旧有的八旗制度推行于早已高度封建化的辽东汉区，又用落后民族聚居不定、反复迁徙的习俗，来处置安土重迁的辽东汉民，其结果必然对辽东汉区的封建经济起到摧残和破坏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却巩固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刚刚形成的满族共同体。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