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令佟养性查出抚顺、清河原有商人“家住在旧城的，可以开店，卖黄酒、馒头、肉等食物，也可以在新建的城盖房、开店做生意”[22]，对关内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以及江南、苏杭一带在辽沈的行商亦予以赦免。并且设置专门管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官员，商品的物价和税收基本依照明朝的惯例。皇太极时期商品交换有了更大的发展。国家把控制商品交换作为稳定人心，繁荣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对商品交换采取扶持的政策。朝廷下令满汉军民除“家口足用”外，可将多余的粮食及其农副产品拿到市场进行交易，派出官员进行管理，控制物价；并且还降低商业税，将努尔哈赤时期的“什一”税，降为3％的税率。为了使得市场物价平抑，不致有“谷贵之虞”，皇太极令“八家”(即八旗旗主)各出粮100石，交市粜卖，以充民食，并且一直明令，八旗官员“不许压买”。后金故乡的特产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毛，以及人参、明珠、蜂蜜、蘑菇、木耳、松子、榛子等物，均是辽沈市场和对蒙古、明朝及朝鲜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通过市场上进行的商品交换，调节满汉军民之间的有无；通过关市贸易，从明朝、蒙古以及朝鲜换回所需金、银、绫、缎和布匹等大量物资，以满足贵族的需要。同时，将所积压大批土特产品人参等物也找到了销路，使经济得到流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后金(清)统治辽沈地区20余年，后金(清)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发展起来，为最后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四
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辽东地区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必然激起广大汉族人民和满洲(女真)族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努尔哈赤军队进入辽东以后，许多汉族人民在城陷地失之后，纷纷离开祖居之地，扶老携幼，逃往他乡，甚至成村、成地区地逃亡。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军队攻陷抚顺，汉人纷纷逃亡。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攻取开原时，城堡村屯四五万居民弃家南逃。又如连山关一带汉人，在后金军队攻来时，男40人、女20人，驱赶马18匹、牛5头和驴2头，集体外逃[23]。再如，夹山河村20户居民，男女共80人，因无法忍受后金政权的统治，集体密议外逃，结果因有人密告未成。当时逃亡的汉人，或从陆路逃人关内，或由海路进入山东，或遁人海岛，亦有不少逃入朝鲜境内。当时金州卫、复州卫等辽东半岛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在后金军队攻来时，仅逃亡朝鲜的就有2万多人。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沙安峪等四村汉人3000余人逃往明境，结果被驻守的后金军队发现，尽杀其男，以子女作为俘获。对于汉人的逃亡，努尔哈赤处治极严，不仅逃亡人定为“逃罪”，即使容留逃亡之人，亦定为“盗贼”之罪，一并作为俘获，籍没为奴隶(阿哈)。即便如此，．逃亡斗争仍连绵不断。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题奏，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失守后，辽东汉民逃人关内者多达280多万人[24]。
除了逃亡之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更是从未停止过。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队攻打辽阳，遭到广大汉民的激烈反抗，史载：“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25]。天命七年(1622年)，广宁附近山区居民3万余人据守山寨，拒不降金。其中规模最大的反抗斗争发生在辽南的复州城。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汉人实在无法忍受后金统治者的杀戮和剥削，一万多人高举义旗，起来进行抗暴斗争。努尔哈赤派其子代善、德格类等率兵2万人前往镇压，扑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此外，当时在长山岛也发生反抗斗争，莽古尔泰亲率2000精兵前往镇压；在岫岩、镇江(均在今丹东市境内)也爆发了激烈反抗斗争，失败被俘的汉人近2万，可见反抗斗争的规模已经很大。至于辽河以西的汉人反抗斗争更为激烈，难民逃亡人关者达百余万，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一带汉民不断暴动。其中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他们拒绝“剃发”降顺，聚数以万计的群众据守十三山以自保，努尔哈赤派兵围困十三山，李永芳亲率军队攻取，皆不能攻克。十三山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不降后金，最后趁夜黑，七百余人潜下山突围，为了防止婴儿啼哭而暴露目标，宁肯扼杀婴儿。
暴力反抗斗争之外，投毒谋杀后金官兵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斗争形式。努尔哈赤军队占领辽阳后，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水井中投毒。以后又陆续发现向盐中投毒，用毒药养猪出售。为此，努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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