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汉人，规定凡国中汉宫、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豚者，加以惩办；明确规定除了每备御只给八个壮丁、二牛，供其使令外，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谕臣下，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且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皇太极“恩养”汉民及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在攻下大凌河以后，皇太极对降清的明将，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天聪七年(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清，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以丰厚的赏赉，当日即授其都招讨印。清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之役，掳明将洪承畴，皇太极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大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宠，委以大学士重任，后来范为清军人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自崇德六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1645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七人、其中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洪承畴等均系当时汉人名儒。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下令开科，结果录取了200个本来为奴的汉人生员。在用汉宫和汉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反映了满汉统治者的进一步勾结。

此外，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皇太极分编汉军八旗作为八旗组织的一部分。天聪七年，皇太极令八旗属下女真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抽一，并以辽人、原明指挥使之子孙，以及投降后金军和后金军所掳掠的汉人，别隶为汉军，以旧汉人额真统率，另编成汉军一旗，与满八旗编制相同。然后又陆续编旗，至崇德七年最后编成汉军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章京2人，甲喇章京4人，牛录额真18人。皇太极是汉军八旗的最高统帅，可以随时对之调遣指挥。这样既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扩大了兵力，又发挥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

自天聪八年始，皇太极属下蒙古人及归降的蒙古人，另编蒙古八旗。

皇太极还采取改族号、改国号、模仿汉人制度、学习汉文化等手段，极力冲淡和弭除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的原名”[12]，不准再称其为珠申(诸甲)即女真。翌年，皇太极又宣告改国号曰“大清”，废金国之称。

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清，其主观意图就是要隐讳女真和金朝，因为女真和金在历史上曾经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民的隐痛而诱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中央的统治机构亦是以汉族的制度为蓝本进行改置的。设置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若干人和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内除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外，还设满汉蒙古承政、参政、启心郎及办军笔帖式等。并设掌监察的都察院、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皇太极认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他“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所以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13]，学习汉文化。

皇太极即位后，逐渐改变八和硕贝勒分掌大权的局面，先后幽禁了二贝勒阿敏，处罚了三贝勒莽古尔泰。皇太极自己独掌了三旗(正黄、镶黄、正蓝)。此外，还确立了亲王、郡王、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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