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即位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实行了“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的政策，规定每备御只给壮丁8名、牛2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可信任的汉族官员进行统治。这样，相当一部分汉族壮丁摆脱了农奴的身份和地位，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制定了“离主条例”，大量地解放奴隶，推行新的剥削方式，提高了奴隶的地位。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一再强调要“勤治农桑”，以重本务。他极力制止各种滥用民力的徭役，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大凡“工筑之兴，有妨农务”[15]的，一律下令停止。对于滥役民夫，致妨农务的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官员俱要治罪。皇太极一再下令，不准误违农时。他认为：“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出耶?”[16]早在天聪四年(1630年)春天，皇太极下令出示榜文，不准烦劳耕种的汉人，“令民安心农业”[17]，保证了春播的正常进行。

皇太极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下令禁止践踏禾苗，不准屠杀耕牛和马匹。对践踏田禾的人“重则射之，轻则鞭之”[18]；对于猪、牛等牲畜踏践田禾，主人将受到罚银钱的处罚。耕牛和马匹是当时主要生产工具，明令不准宰杀，违禁宰杀耕牛、马匹等大牲畜，不仅要处以应得之罪，还要罚银钱，即使是大臣及达官显宦亦莫例外。皇太极劝谕臣民要善加孳牧，以致繁盛。

此外，皇太极时期比较注重耕作技术的改进，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提倡“各因地利”，即种庄稼应该因地制宜，主张低洼潮湿的土地应种植水稻高梁，地势高而缺水的田地应种植杂粮。

总之，进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从总体上看，是促进了女真社会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别是皇太极时期的重视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较为明显的成效，基本上保证了满汉军民的粮食供应。甚至天聪六年(1632年)农业歉收，辽沈地区亦“未致于饥馁”[19]。农业的发展为后金对明朝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其次是畜牧业。女真社会素有饲养家畜、家禽的传统。进入辽沈之际，后金社会中家畜、家禽饲养十分广泛，大部分农产都饲养马、牛、猪、鸡、鸭、鹅、羊等。特别是马、牛，是后金社会中主要生产和交通工具，也是战争的主要装备。皇太极竭力鼓励满、汉、蒙各族人民蓄养马匹和耕牛。他认为马匹和耕牛是专供人们骑乘和耕种用的，用途广泛，所以应当大量蓄养和繁殖。其后几年时间，辽沈的马匹和耕牛基本足用，特别是马匹，皇太极曾用大量马匹来奖励有军功将士和赏赐归顺的明朝降将。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来降，皇太极拨出2000多匹马赏赐给孔、耿的部下。崇德四年(1639年)七月，皇太极一次拿出1000匹马奖给有功将士。动用这样大量的马匹作为赏赐和奖励，说明后金(清)的畜牧业是相当繁盛的。

再次是手工业。进入辽沈地区，后金的矿冶、煮盐、车船、纺织、制瓷等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社会已不仅能采矿、冶铁，亦能淘金、炼银，并掌握了初步的焊接和炼制黄色火药技术[20]。皇太极时期矿冶技术提高，规模更大，已能开办大型冶炼场。最能说明后金冶炼水平提高的，是天聪五年(1631年)已在吸收明朝造炮技术的基础上，独立地制造出了大炮，以及炮子和火药等。崇德四年(1639年)对明战争中，汉军需要炮子1万，火药5斤，都是后金自己制造的。造船也有发展，特别是为了完成对明军的决战，在辽东海口修造了不少船只，已能制造乘坐几十人的船只。纺织技术在汉族先进的纺织技术的影响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努尔哈赤时期要女真与汉族军民植桑种棉，进行缫丝织布，军士皆有雨衣，弓矢皆有备雨之具。后期，还能织造蟒缎。皇太极时期，常以大量蟒缎、素缎、布匹赏赐归附的索伦等各部以及明朝降将。显然，纺织业是有很大发展。清制瓷技术发展较慢，在占领辽阳以后，在汉人制瓷工匠的帮助下，能够烧制碗、盆等器皿。煮盐是在进入辽沈以后方有长足进步的。过去女真人长期缺盐，特别是明廷关闭关市贸易大门时，女真人食盐成为一大难题。占领辽沈之后，努尔哈赤马上派人到海州、复州一带沿海煮盐，并且明令允许沿海灶户(明代沿海专门从事煮盐的民户称灶户)不充公差，专事煮盐，以供食用。盖州沿海灶户一次就贡纳赋盐l万斤。煮盐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后金的食盐问题，而且也是后金国家一项重要的赋税收入。

随着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迅速发展起来。女真人过去的商品交换主要形式是以物易物。天命元年，努尔哈赤下令“铸天命通宝钱”[21]。这是一种用红铜铸造的钱币，一面无字，另一面铸满文“天命汗钱”等字样。尽管这种铸币后来并未大量铸造和流通，但反映后金建立初期，商品交换已有所发展。占领辽沈以后，努尔哈赤采取宽待商人的政策，允许原有商人继续开店经营。攻占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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