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综观皇太极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就会发现，他在极力降低汉人民族意识的同时，却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以使其与汉人自我区别。因为皇太极时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辽西广大地区日渐被纳入其统治范围，四次人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剧增，形成了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了皇太极的高度警觉。因此，皇太极首先从昔日的辽、金、元不居其国，人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的历史经验中，本能地意识到，在辽东众多汉人的包围中，如果不采取措施，满族要重蹈辽、金、元的覆辙，所以他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首先，在语言方面，针对民族同居、满入学习汉语的情况，指出：“若弃本国言语，未见能兴隆者也。”强调汉宫、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宫，“只因未谙满语，常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伤心落泪者有之”[14]。其次，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语。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4员。皇太极则规定，以前按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用，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沈阳城改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戴大领大袖和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之俗，以期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的民族意识。

三

后金(清)进入辽沈地区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方面。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就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建州女真已经较为广泛地使用铁制农具和耕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由于满汉人民在较大范围内错居杂处，汉族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在后金社会中广泛得以推广。特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一系列政策，更直接影响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就模仿明代辽东的屯田制度，在女真社会中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地方垦荒种地，收获的粮食储于官用粮库，以备食用。牛录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诸申，而八旗的各级额真实际上成为大、小封建主，诸申也随之转化为农奴。具备农奴身份的诸申，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战时仍旧要披甲上阵。那些没有被牛录派出屯田的诸申，则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努尔哈赤要这些诸申不仅垦荒种粮，还要种植棉花以便纺纱织布，以解决女真的穿衣问题。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民千余户。努尔哈赤按照明朝制度，设置官属，并给予田庐、牛马，令其从事农业生产，即维持原来辽东地区的封建制生产关系。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的30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复、海、盖4卫交出的无主田万日，按照丁口授与满汉人户。当时规定：每1丁男，种粮田5日，种棉田1日，并且每3个丁男种官田1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1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公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地所收，则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计丁授田”制度表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基本上采取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一时期，为了增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下令除小贩、工匠及乐人外，其他一切闲杂人，均去各自的田庄种地，没有田庄的人，亦要去垦荒耕种。这样就使后金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丁男13人、牛7头，编成1庄。种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为丁壮的衣食来源。这些编庄分派给女真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首领，一备御给予一个编庄。在这些编庄上从事生产的壮丁实际上就是女真各级官员的农奴。

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满汉人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大量的劳役地租。因此，努尔哈赤统治的辽沈地区。曾一度出现“谷物丰足，粮库充裕”的局面，从而为后金对明王朝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这对原来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来说，把他们降到“农奴”的身份和地位，当然是一次灾难，对辽东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一次大破坏。但是，对于后金社会发展来说，则促进了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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