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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