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对明军将官的强弱和边防的虚实了解比较清楚。万历十六年(1588)，他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加封他为龙虎将军。

女真各部首领，一向接受明政府的官职，服从约束和调遣。明政府分别发给各部“敕书”，诸部首领每年按期率领部属持敕书由指定关口，进京朝贡。这已成为定制。其制如下：

女真各部进京朝贡，除野人女真因离京师太远，未作硬性规定外，对海西、建州女真则有严格规定。明政府发给海西女真敕书一千道，发给建州女真敕书五百道，每年入贡京师一次。入贡人数，海西限定一千人，建州限定五百人（即一人持一敕书）；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海西以开原城东南六十里之广顺关为出入之关口，建州以抚顺所东三十里之抚顺关为出入之关口（抚顺未开关前，验入关口与海西同）。如当年十月未能赶到，至次年正月以后到者，须经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7]

当努尔哈赤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对明政府的态度还算恭顺；但等到他“地大兵强，畜繁马壮”，手下有精兵“三万有奇”的时候，态度就变了，数年不贡，或逾期补贡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8]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地区建立国家，即大汗位，国名“大金”（又称“后金”），年号“天命”，以这年为天命元年。从这时起，金和明就成了不容并存的两个对立政权，爆发了一连串的战争。

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父、祖被杀之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兴兵攻明。所谓“七大恨”，各书所记颇有出入，今以金梁辑《满洲秘档》（原名《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录如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与蒙古会兵侵我，天以我为是，以彼为非，彼时尔明并未援我；后哈达复来侵我，尔明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兵伐哈达，天以哈达畀我，尔明乃庇护哈达，逼我复还其人民；我既释还哈达之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乃于我国则不救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偏私至此，二也。尔明虽屡启衅，即至害我二祖，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界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两国之人，毋越疆圉，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卫助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使臣纲古里、方吉纳，又索我十人杀之边境，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卫助叶赫，使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之庐舍，扰我人民之耕耨，不令收获；且移置界碑于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财用皆产焉，我人赖此以为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胜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各地兵八万八千余人，分兵四路，打算一举消灭后金。努尔哈赤侦知明军进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办法，沉着应战。他先集中兵力设伏于抚顺东南之萨尔浒山，击破西路明军；随即分兵击破北路明军；然后急回师兴京（即赫图阿拉），迎击前来捣后的东南路明军。明军三路兵败，惟南路李如柏军因早闻西、北两路败讯，未敢冒进，惶急撤退，得以保全。这就是金、明之间有名的萨尔浒战役。通过这次战役，努尔哈赤乘胜攻取了开原和铁岭。从此，后金在东北的势力大大的巩固，明在东北的统治力量大大的动摇。努尔哈赤的兵力“已近十万”。[9]明对后金不得不被迫处于守势地位。

为了挽回了辽东败局影响，明政府将杨镐逮捕下狱治罪，改命熊廷弼为经略，在军事上重新布署。熊廷弼到任一年多，被其他官僚排挤去。继任者袁应泰不善用兵，防务松弛。努尔哈赤先后进攻沈阳、辽阳，二城均在蒙古降兵内应下失守，袁应泰兵败自杀死。辽河以东大小数十余城尽为后金所有。后金从兴京迁都辽阳，继而又迁都沈阳。

沈、辽兵败，明朝廷极为震惊。熊廷弼再次被起用为经略，王化贞被任命为巡抚，前往辽东，收拾残局。熊廷弼主守，提出了明确具体的防卫计划；王化贞大言主战，军事上却无所准备。经略、巡抚不和，明军力量自行削弱。

明天启二年（1622年），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王化贞弃广宁（今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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