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政治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治者沉重打击，客观上也为金（清）的发展带来了可趁之机。清入关之前，虽然没有直接和农民军发生冲突，但潜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两军在山海关前相遇，满洲贵族所暴露出来的狰狞面孔和残酷手段，与明统治者相比，丝毫没有甚么两样。

注释：

    [1]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五、第三十九页。

    [2]以上所引，见《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十、第二十九页，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页。

    [3]《辽东志》卷七，《艺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务疏》。

    [4]《满洲实录》卷二；“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谓建州右卫设于永乐十年（1412年），但“建州左卫”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明实录》则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儿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为宣德八年（1433年）。

    [6]分设建州右卫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

    [7]以上规定，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并参看《辽东志》卷二《建置》。

    [8]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9]《明经世文编》卷四八○，第五二八二页。

    [10]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事在天启五年（1625年）；王化贞直到熊廷弼被杀后七年，始论罪伏诛。

    [11]《满洲秘档》，《太宗再致明国大臣书》。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见《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广渠门日期，见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

    [13]袁崇焕被杀，《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谓在崇祯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谓在崇祯三年八月。

    [14]《满洲秘档》，《太宗谕金、汉、蒙官子弟读书》。

    [15]《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载，俘获人畜共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同书，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载，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此处所说俘获人畜数，系指崇德元年七、九两月而言。

    [16]同上书，卷四十五，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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