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加剧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这时，正当宦官集团当政。魏忠贤要报杨涟疏劾“二十四大罪状”之仇，想借广宁兵败、失陷封疆为题目，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熊廷弼为宦党所攻，被杀，传首“九边”。[10]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被诬以受熊廷弼贿，下诏狱，拷掠至死。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遇到宁远守将袁崇焕的坚强抵抗。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从天聪元年（1627年）起，建州女真改称“满洲”，不再使用“建州女真”这个名称了。

 “天启”只有七年。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即位。这时，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已经爆发。明政府感到东、西两面同时用后，力量不足，为了先平息内乱，在崇祯皇帝默许下，兵部授意袁崇焕暗中与金接触，试探和议。崇祯二年（1629年），金天聪三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暗中进行的和议谈判破裂。皇太极致书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责任全推给明。[11]接着，金兵大举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营，越蓟州（今河北蓟县）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年1月2日）直迫北京广渠门外。[12]袁崇焕千里赴救，以九千骑由闻道入援京师，结营广渠门外，与金兵鏖战。皇太极环阅北京城，命投降太监某某入城劝降。后金行使反间计，散布流言，说金与袁崇焕之间有密约，袁引金兵入内，将胁迫明朝皇帝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逮捕刑讯，以谋叛罪论死，活剐于市。[13]。

后金统治者为进一步对明作战，用武力压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紧整顿内部，强化专制统治。皇太极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政治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命令满、汉、蒙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须学习汉文书籍，不许姑息容隐，否则其父兄不许披甲随征[14]；随后，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办法大量招降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

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上皇帝尊号时，特意以满、蒙、汉官的代表分别捧着满、蒙、汉文表章劝进，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拥戴的共主，借以加强其覆灭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号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断大举深入明内地，俘虏大量人口，给明统治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兵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共俘虏人畜十九万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岳託分兵两路，深入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方州县，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说“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领兵进入长城内，“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7]

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一切战争，都是与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没有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么，明与金（清）之间一系列的战争，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展开的？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有甚么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时期，女真族的奴隶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金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时期，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18]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气得多；金（清）统治者也不像明统治者那样暮气沉沉、昏庸腐朽。但是，这两个政权，不论是金（清）也罢，还是明也罢，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政机器。明与金（清）的矛盾和战争，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并非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明政府处理国内兄弟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最初造成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始至终，明政府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禄作为笼络手段，分别授给女真各部头目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并开关设市，许其“朝贡”贸易。这样，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领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头又凭借明的势力奴役、剥削本族人民。明统治者通过这些办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19]从而达到所谓的“分其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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