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探求时代风会变化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之局定后，旧的残余仍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有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定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归朝廷。至此，“三代世卿、世侯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赵翼历史观察力高明之处，是认识到客观条件规定的演进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无法改变，旧法最终被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总结出社会历史演进法则性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地采用。像这样显示出深刻的历史观察力，符合于近代学者总结历史演进法则之旨趣的论述，在《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少，如“党禁之起”（卷五）、“九品中正”（卷八）、“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一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明初吏治”（卷三二），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都是能揭出一个历史时期特点，故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重要条目。
其二是，赵翼尤其注重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明代历史是清代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将倾之时，清初顾炎武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332 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甚至从整个清朝250年学林而论， 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
《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明史的考证、论述占6卷，为全书1／3，份量最重。赵翼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明代教训：明朝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宦官专政，为害酷烈；贪污猖獗，剥削残酷。如他论述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十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定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为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朝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只指责其腐败的误解，举出明朝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事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赵翼揭示出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证明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极端腐败荒唐，宦官的专权和权奸疯狂地聚敛财富，则是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都是对明代兴亡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蕴涵着极具启发意义的近代理性意识。当代西方学者浦立本评论说：“赵翼能超越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趋势之通则，此类通则，则近代史家所试图建立者也。”（注：见浦立本《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转引自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拾贰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页。 ）他也中肯地指出赵翼与狭义考证不同，更具有近代价值。赵翼有进化观念，充满探求新知的热情，并且已认识到冲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的迫切需要。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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