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乾嘉时期，考证学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极度的繁荣，学者趋之若鹜，醉心其中。然而在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前后，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相继撰著了一批关注现实，反映挽救社会危机需要的史学著作，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考史”而“著史”，由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而密切结合现实需要、表达爱国义愤。从考证学一统天下到经世致用、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出现，这种学术风气的剧变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之巨大、深刻，绝非乾隆年间所能想象得到。其中有社会的、学术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值得深入地探讨和总结。

学术风气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乾隆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吏治极端败坏。王室、贵族、官僚的穷奢极欲和层层官吏的贪污贿赂都转到对民众残酷榨取上。张际亮曾满含悲愤地控诉官吏的贪毒残民是“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揭露官府凶残地剥削掠夺，致使百姓没有活路，“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注：《张亨甫全集》文集卷二《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清］同治六年刊本。）大批农民被迫外出逃亡，造成城镇大量浮民和许多地区数量巨大的流民群。龚自珍对社会危机的深重有极敏锐的观察：“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工、不农、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西域置行省议》，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页。）大量流民转徙各地，是当时社会极不稳定的显著标志。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接踵而至则是鸦片走私严重，吸毒人数众多，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国库空虚，西方殖民者更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总之，嘉道之际清朝统治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到时代“变”的特点：一是清朝由盛到衰的“变”；一是必须寻求“变革”，作为挽救危机局面的对策。龚自珍形容当时社会已到“日之将夕”的“衰世”，“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平均篇》，第78页。）。时代的急剧变化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迁，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有越来越多觉悟了的人物呼吁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前的课题。学风的转变，就是由脱离实际到经世致用，由讴歌升平到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申明自己治史的重点是要揭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并委婉地以《日知录》自比，申明自己的著述目的是对国家社会有用，已经传达出重要的信息。到龚自珍提出良史的责任是“忧天下”，“探世变”（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 更是学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应从多层面作深入的考察，主要是：当考证学如日中天之时，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已有分化，后期的著名考证学者中，有的更明显地露出注重探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端倪；考证学派以外的学者，即“乾嘉别派”，已对考证末流的烦琐学风作尖锐的批判，影响扩大；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成为进步学者用来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学术风尚的指导思想。以上四项的推动，汇成强大的“合力”，终于冲开沉重坚实的旧堤坝，开创出学术的新局面。

二、 考证学派中重经世、论盛衰意识的生长

乾嘉三大考史名家是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以往评论三大家的学术，主要从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有所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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