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边疆史地：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演变的又一推动力，是学术界有了新的关注的重点，这就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嘉道年间受到学者注意，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此已有一百多年，学者们以前的智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至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威胁，而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这是对外关系方面形势发展的刺激。

最早注重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早在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对边疆问题早有兴趣，撰有《蒙古王公表》。后因事充军伊犁，此期间他对边疆地区有了亲身见闻，对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亲身感受，特殊的环境诱发了一门新学问，先后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系指新疆，藩部系指蒙古。徐松的成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的。徐松也曾因事流放伊犁，出嘉峪关后，沿途详细记下道里城郭，撰成《西域水道记》。又受将军松筠委托，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撰成《新疆识略》。

至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进一步关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龚自珍曾修撰《蒙古图志》，规模颇大，书稿未完成而遭火灾烧毁。他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总裁官，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漏，共18项。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利用边疆史地方面的渊博知识，来研究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名文，都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安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卓识。魏源所著《圣武记》，大量的篇幅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他不但记载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而且很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论调，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而经过《圣武记》的整理记载，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已初步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蓝本。

在上述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张穆和何秋涛分别著成了边疆史地的名作。张穆著成《蒙古游牧记》。他著史明确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为指导，“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自序中说，各省、州、县都有方志，足以“考镜古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者多懵其方隅，疲于考察，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所以要“缀古通今”，着重考察古代蒙古和近代蒙古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切于实用的观点，使张穆在当时便被誉为西北边疆史地的名家。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他之所以特别关注中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不能不高度重视。他强调撰著此书的目的是“备用”，在《凡例》中揭明：“明曲直以示威信”，“惩前事以具法戒”，“志险要以昭边禁”，“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前两项，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直、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后两项，则强调这部书在军事防守上有重要用途。全书主干部分是《圣武述略》，囊括了清代北部边疆的主要事件。其他篇章分别对边界、边疆地理、山脉、水道、历史事件等，作详细记载和考证。当时，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都看出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威胁。何秋涛在书中记载这些中俄关系史实，证明中国是正义者、受威胁者，唤起人们注意俄国挑起的新纠纷。书中对于中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也如实记载，反映了史学家全面的观点，史料价值很高。

张穆、何秋涛的著作，成为嘉道之际边疆史地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兴起的标志。与他们时代相同的姚莹，其后的曹廷杰、李文田、丁谦都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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